《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反对折衷主义》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浙江省委同志谈话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
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昤。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1]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2]，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ᩎ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现在这个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
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3]，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4]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拋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5]、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注释[1] 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2] 孙达人，浙江富阳人。1957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验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著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等。[3] 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4] 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
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5] 杨献珍（1896年-1992年），湖北十堰人。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第六卷后记亲爱的同志们：当你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润之赤旗版）已经告一段落了。这部选集是我二〇一八年一月末决定选编的，三天时间排出了目录，随后开始编辑，历时近一个月，完成了这部六十多万字革命著作的编排。本卷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卫生、教育各个领域，是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一、关于本卷的编排情况毛泽东同志革命著作集的缺失，是每个矢志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之人无不遗憾痛心、急求改变的。《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编辑，是早有前贤为之努力奋斗过的伟大事业。网络上主要有两个《毛选》第六卷的版本传播。一个是主人公网网友几年前编出的版本，这个版本的选稿起自一九五七年，止于一九六五年，还有两篇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重要著作，共收录著作八十八篇，流传最广。第二个版本是革命友人静火同志选编的，选稿起自一九五八年，止于一九六五年，共收录著作七十五篇。
这两个版本都有着自己的优点，系统、较为全面地收录了领袖的革命著作，是革命同志智慧、心血的结晶。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版本的《毛选》第六卷都存在着一点点白璧微瑕的小问题。例如，《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是毛泽东同志建国之后最重要的革命著作，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论》”，这部著作有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文集》版、万岁本版、《批注与谈话》原书版等，但内容最不全的就是《文集》版，而静火版第六卷恰恰使用了这个版本。主人公网版第六卷使用的是《批注与谈话（简本）》原书版。而鉴于这篇谈话的极端重要性，本书将六八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版本、《毛泽东年谱》中的版本和《批注与谈话》原书版三个版本综合整理，按照章节、页码、专题三种方法编排，成为此篇。《年谱》中的谈话总计三万八千多字、《万岁》本中的谈话原文有四万六千多字、《批注与谈话》原书版篇幅更长。本书中的这个整理稿总计五万一千多字，基本上保证了原谈话要点的完整收录。
用本人的话攻击本人是右派分子最狠毒的伎俩。毛泽东同志深谙唯物论、辩证法，时常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得出妙论。可是那些反革命右派分子，由于自己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断章取义、摘取毛泽东同志的只言片语，愚弄群众。作为曾被反毛分子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蒙蔽过的人，我对毛泽东同志著作言论的出处极端重视、反复查证。例如，曾经在网上传播很广的著作《论反对官僚主义》，经查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而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篇重要讲话，收于《周恩来选集》下卷，题为《反对官僚主义》。还有毛泽东同志论教育革命的几篇著作，本书坚决全文收入，以防反革命分子断章取义、混淆视听。毛泽东同志大跃进初期的大量重要讲话，本书绝大多数全文收入。关于那篇《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所谓“感谢日本侵略”问题，我根据万岁本原文录入这篇谈话，相信每个有基本正常人心智和理解力的朋友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那帮黑了心的反革命生物的谣言又是何等无稽。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还使用了《毛泽东博览》网站新推出的资料《毛泽东书信、言论选》（苏联解密档案部分），本卷收入了此书中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安东诺夫和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的多次谈话纪要。本书在收录文献时，凡不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或以其名义发表，而是以中央文件形式发表的（例如《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不独立成篇，而是收入“短篇指示汇编”一篇中。万岁本中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在当时已经被打倒的人士，其名字一律用“××”代替。为了核证这些人名，笔者反复搜索查证，根据多个版本和原文的语境最终得出结论。如果不能确定人名，则绝不臆测。
这个版本是存在不足的。例如，很多文章中重复出现的人名，没有一一补记注释；万岁本中存在的少量错别字未能一一全部校正；可能有些主要著作未能发现收入；全书篇幅较长等等。希望同志们不吝赐教，多多提出指导意见。二、几篇著作的核订问题本书《春节谈话》一篇，是根据《毛泽东博览》上的“详版”和万岁本的版本两个版本整理而成的。本书《谦虚——戒骄》一篇，是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和万岁本中的《谦虚——戒骄》一文整合而成的。
三、编辑有感这部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伟大光辉的革命著作集，基本实现了全面、系统、完善地收录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五年主要著作的伟大目标，其中每一篇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文献，不仅具有学习意义，还具有很大的历史研究价值。首先，本卷中的一系列著作对大跃进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坚持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五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坚决的反对。例如《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这里，主席深刻、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领导的错误，离摊牌只差一步了。可是主席为了保持党的团结，始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教导全党力戒五风。到了五风恶果已经显现的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同志更加忧心忡忡，以至于大声疾呼：“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其中“你们不跟我来贯彻”、“开除党籍”等语，足可见当时一线领导煽动、基层领导助力的五风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又如《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些话无不无可辩驳地体现了到底是谁在力克“五风”、谁又在干坏事、“头脑发热”的到底是谁，又是谁在毛泽东同志百年之后往死人头上扣黑锅。
其次，主席在这卷著作中形成了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是尖锐对立的”这一重要结论，在他反复修改定稿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中，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等一系列著作中，又系统地提出了防止干部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在今天看来仍具极大现实意义。
第三，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思想在这卷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观如今，凡是毛泽东同志批判过的错误教育路线，今天无不复活。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第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这卷著作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第五，主席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世界革命的思想在这卷著作中得到完善。我不禁感叹，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雄杰，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造就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纵观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著作，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文化、卫生、教育，社会科学、哲学各个领域无不涵盖，均有重要论述。故而：想了解新中国历史的，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想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第一代领导的，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想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有何发展，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面对当今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固化、贪腐浮夸成风、三和一少盛行、洋风席卷华夏的现实，想寻求解决之道的，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想要快速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结合社会现实，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拥毛的人，需要读他的著作；反毛的人，也要读他的著作——没有了解做基础的批判无异于痴人说梦。
总之，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将永远在前头指引我们奔向胜利和光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将无可阻挡地开创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意见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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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贴吧：@小胖鹅 hR e润之赤旗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谨识再版说明亲爱的同志们：《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润之赤旗版）与同志们见面后，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个多月以来，编者听取了网络上很多同志对于本书编排的宝贵意见，同时又与其他多本文献集做了比较参考，对本书进行了修改，谨推出《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润之赤旗版）3.0 新版。本版的主要修改如下：一、增补三篇重要文稿：《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二、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重新整理了《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纪要》；三、删除了一篇发表时间不明的文稿《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四、删除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节，因其与《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的内容重复；五、解决了排版时每段前的空格问题；六、修改了部分文稿的标题；七、对部分文稿进行了一次校阅，对部分错别字、标点符号的错讹进行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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