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注释[1] 这份《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中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人委布置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突击。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联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了一百个突击队，深入到十七个区三十八个单位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作出了榜样。各个区的卫生运动都开展得有特点、有目标。各办事处均有一个重点户带头示范，树立旗帜，并已决定将每星期四作为除四害日。
[2] 指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部担负的是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很多技术问题我们不懂或者不完全懂，因而苏联专家就成了我们当前的重要技术力量。苏联专家受苏联党和政府的委托，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建设，他们把能够帮助我国建设厂矿，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不明确，在共同设计的时候，有时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因此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形成了两股劲。直到成都会议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才有所转变。近一个多月来，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反复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建设总路线，使苏联专家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效果很好。现在苏联专家能够和中国同志一起主动地讨论，制出新的更合理的设计。这就使过去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4] 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5]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6] 见《孟子·离娄上》。[7] 见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7——319 页）。
[8]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9] 宦乡，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10]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11]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本卷第五十六篇。[12] 指王任重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同志的四份材料：王延春同志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志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同志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同志并省委的报告。
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13] 指王延春同志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
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14]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召开的部分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15]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的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的方针。见本卷第五十七篇《郑州会议纪要》。[16] 见《聊斋志异·青凤》。[17]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18]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
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19] 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20]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2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22]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23] 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2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
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25] 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西藏人民所渴望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了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
[26]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27]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8]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29] 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30]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31] 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32] 斯大林奖金是根据 1939 年 12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设立的一项奖金，旨在鼓励科学技术发明和文学艺术创作。从 1941年起开始颁发，一年一次。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项奖金随之停止。1966 年 4 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将斯大林奖金改名为苏联国家奖金。
[33] 卫生部党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并转中央的报告说，卫生部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主要目的是推广稷山县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广泛交流全国各地的经验，组织农村卫生工作大跃进。[34] 卫生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从县到生产队的卫生医疗保健网已初步形成，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关于做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县医院（卫生院）的工作，认真贯彻“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方针，使县医院真正成为全县医疗技术的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
[35]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提出的《1956 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十七条说：“除四害。从 1956年开始，分别在 5年、7 年或者 12 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36] 指 1960年 1 月 7 日至 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7] 指张平化同志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说，从五月二日起，我同一个调查组在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作调查，同时在文家市作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和供销社的试点。大江大队经过整风整社后，“五风”基本上纠正了，但遗留问题还不少。我们认为，大江大队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整风整社之中及其以后，一定要抓紧落实按劳分配的各项积极措施，这样才能纠正平均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从正面引导农民走集体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走单干的老路。
[38]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一九五九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39]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40]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41]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2]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43] 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44]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发表。[45]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46] 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7] 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一年一月起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48]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49]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鼻祖。[50]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51]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
[5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53] 指《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
[54]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55]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56]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57]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58] 徐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59] 即此篇（三）。[60] 指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中下旬，五十五师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战备和演习中看到，部队贯彻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有：一、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部队接受任务后，思想稳定，斗志旺盛，求战心切，纷纷要求打头阵，当尖兵，对阶级敌人表现了高度的阶级仇恨。二、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接受任务后，部队集结快，零散人员收拢快，思想发动、组织调整、物资发放快。三、对部队的活思想抓得较深较细。抓住有代表性的问题，能较快地弄清事实，耐心说服，加以解决。四、狠抓政策纪律。基本上做到了“部队走到哪里，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把好影响留在哪里”。
在备战和演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坚信突出政治的根子还扎得不牢，“转向”的苗头时有出现。二、平时战备思想不够落实，战备形势教育有片面性。三、平时对基层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抓得不紧，领导指挥能力低，办法少。四、政治工作本身还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图形式，走过场，乱提口号，乱要统计数字。[61] 艾思奇（一九一〇年——一九六六年），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原名李生萱，哲学家。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毛泽东同志称他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