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

1月 1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 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邓子恢、李雪峰、 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到北京体育馆，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闭幕式。闭幕式结束后， 同陈叔通谈话，后又同王震、廖鲁言等谈话。 1月 3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 5日下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 陆定一、薄一波、胡乔木出席。 1月 11日审阅邓小平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福斯特 〔1〕 来信的请示及代拟的毛泽东给福斯特的复信稿，批示：“少奇、小平、乔木同志阅， 退王稼祥同志处理。可照小平意见办。复信作了一点文字方面的修改。”邓小平报送时注明的意见是：我同意来信在《红旗》上发表，主席复信除用公开电发去外，亦可在《红旗》上同时发表。 复信说：“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顺利的地位，但是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 〔 1〕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时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他在

1月 15日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月三日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批送刘少奇、邓小平： “此件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如何？ ”报告说： 目前在宣传工作和处理中苏关系及事务中，不能不特别谨慎。近来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尚欠慎重，表现不够谦虚， 有的甚至态度傲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消除中苏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 1月 18日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开会，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 20日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张闻天、康生、廖承志开会。 1月 21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卡德纳斯将军和同行人员，郭沫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农产品种类、工业、 文化、种族等情况。他说：我们对拉丁美洲很感兴趣，拉丁美洲人口多，经济水平和我们接近。谈到古巴革命胜利〔1〕时， 〔 1〕 1959年 1月 1日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他说： 574 1959年 1月新政府对美国态度很坚决。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其次要支援刚果人民反抗比利时统治的斗争。我们三大洲不是互相孤立的，是相互支援的， 还有西方世界的人民帮助我们。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还是内战的形势。我们还不想要金门、马祖，美国人想拿金门、 马祖来换台湾、澎湖。我们总要收复这些地方的，要统统一起收回。同美国的大使级谈判还是继续，但是他们讲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 谈了三年了，不断，但谈不拢。去年七月的中东事件和八月的台湾事件，使美国非常惊惶失措。去年伊拉克革命胜利后，七月他们在黎巴嫩登陆，后来全世界反对，他们便撤走了。 在联合国通过撤兵决议的第三天，我们在金门打炮，他们就以为我们要收复金门了，惊惶失措，调兵遣将。去年十一月，他们的共和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毛泽东说：要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和平， 以后仗就更难打了，帝国主义想在战争中占便宜，很不容易。 同日复信黄炎培：“惠书及大作〔1〕早已收读，甚为感谢! 连日小病迟复，幸谅。顺致敬意！” 1月 22日阅西藏军区司令部一月十四日关于边坝、洛隆、 扎木、雪卡、山南等地区目前叛匪的主要活动及企图给总参谋部等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叛匪在这些地区集结，伏击我军，围攻守点分队，并企图截断交通要道，气焰非常嚣张。我守点分队被迫进行了还击。毛泽东写批语：“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最好经常打打，打五六年，或七八年， 大举歼敌，实行改革的条件就成熟了。” 同日审阅修改邓小平一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动员 〔1〕1958年 12月 30日，黄炎培将其新作的一首诗《迎一九五九年元旦》 书写成册， 寄给毛泽东。

1月 23日上午，同谭震林、陈正人、吴冷西谈话。 576 1959年 1月 1月 24日晨零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杨尚昆读苏共中央来信。这封信是昨晚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面交邓小平、杨尚昆的。来信说赫鲁晓夫将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并就此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随即于一时四十五分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认为目前作这种改变不好，委托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时， 同赫鲁晓夫面谈，希望他们不要提出这个问题。 二十六日下午，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今日凌晨周恩来从莫斯科来电话说，已同赫鲁晓夫等会谈，他们同意中共的意见， 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不提出修改上述提法的问题。 1月 25日下午，同舒同、吴芝圃、刘建勋谈话。 同日下午，同杨尚昆谈话，研究次日开始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幵法和中央哪些人参加会议。 同日阅陈伯达一月十八日从福建发来的一封信，批示: “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 作参考。即刻付印。”陈伯达在信中就他在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地区考察农业生产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一）密植。 根据不同地方的土质、气候和技术措施等条件，密植程度应有不同。（二） 深耕。正如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的，深耕的尺寸， 在北方和南方应该有所区别。就南方来说，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和季节， 应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三）农民对于今年的粮食是有些担心的，应将粮食的底子向群众公开，商量如何节约用粮。（四）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要认真思索毛主席反复说过的要爱惜民力这个重要指示。 （五）去年大跃进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压这个、跨那个的口号， 这样做会使自己孤立，并往往使自己陷于落后。 (六）今年这里

1月 26日一 2月 2日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生产和市场安排问题。 1月 26日上午，同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周小舟谈话。 后同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叶飞谈话。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邓小平作报告，毛泽东不时地插话。在邓小平讲到武昌会议上主席讲过钢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万吨时， 毛泽东说: 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计划，一年增加一千万吨，能不能搞这样多，我还怀疑。在邓小平讲到基本建设项目，北戴河会议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项，武昌会议减为一千六百三十九项时，毛泽东说: 减得不多。 在邓小平讲到农村人民公社有一千四百万人办工业时，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大改组，钢铁一来，全党办工业，农村工业， 公社工业， 有一千四百万人。在邓小平讲到搞高潮的一套办法要拣起来，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太冷，要热时，毛泽东说: 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到现在压了两个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压了。当然，有缺点还是要批评，那种批评也不能叫做压。但根本上现在要鼓气。在邓小平讲到目前有松劲现象时，毛泽东说: 他们讲没有松劲现象。 各省究竟有多少松劲现象？我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说没有松劲。 究竟松了劲没有？恐怕有是很少数的。 （谭震林：我看华东那个报纸，说他那个气那么高，不见得。）压缩空气，许多人不敢动笔了，新闻记者、社论作家不敢写了。重新鼓起气来，要善于写报告，善于写社论。去年元旦有个好社论，叫做《乘风破浪》。 今年元旦没有写一篇好社论，今年元旦的社论没有劲。在邓小平讲到整社当中干部在一个时候头低一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个必经过程时，毛泽东说：十二月、一月，低那么两个月，二月就要

1月 27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总理格罗提渥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彭真、陈毅、曾涌泉、 王国权〔1〕等在座。毛泽东说：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很有希望的，应该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并提。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后方， 后方造反了，帝国主义就孤立了。 美国最近半年来受了好几次整： 南美八个国家搞示威反对美国。接着美国在黎巴嫩登陆，全世界都反对它。以后是台湾事件，去年我们在金门打炮，全世界都反对美国。第四件事是美国国内的选举，共和党失败了，美国国内的局面也不好维持。第五件事，苏联和你们为了柏林事件发出的照会炸弹〔2〕，使美国很难办。第六件事，就是古巴革命和刚果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美国很紧张，艾森豪威尔惊慌不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基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付酬。物质刺激与精 〔1〕王国权，当时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 2 〕 1 9 5 9年1月1 0日 ，苏联政府照会美国、英国、法国 3 国政府和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战争的其他国家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府，向它们提出了对德和约草案。苏联在照会中建议在两个月内在华沙或布拉格举行和平会议，研究对德和约草案并且起草和签订一致同意的条约。照会指出，签订对德和约不仅对保证欧洲和平，而且对解决德国人民全民族的任务——统一德国都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苏联在照会中还答复了美、英、法不久以前就柏林问题给苏联的照会，并且再次表示希望通过有关国家的谈判来解决柏林问题。同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举行特别会议，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对德和约草案，并宣布它赞同苏联关于在两个月内在华沙或布拉格举行和平会议，以便制订出一致同意的条约。 580 1959年 1月神教育，都要以政治为主，物质为辅。专门搞物质刺激，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月 29日上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周小舟、曾希圣、 陶铸、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李富春的报告， 发言的有柯庆施、 王任重、 黄火青、吴芝圃、江渭清。 1月 30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舒同、陶鲁笳、张仲良、李先念。 1月 3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 1月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一月五日报送杨尚昆的《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简报说，张国焘去年十月表示愿意为新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2月 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高潮中有些人对一些事情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又出了这么多缺点，要人家不讲坏话，怎么能行呢？最近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实行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改， 也没有哪个提议来改总路线。四大指标要保证，其他指标都要保证，个别的加以调整是必要的。多一点、快一点总是好。同时， 还要好、省，要照顾质量。现在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大量表

2月 2日晨六时，写信给尚未离开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你们今日走，我想留下你们一天，谈一点哲学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诸问题，觉得有必要。你们意见如何？昨天我讲了一些观点，含意未申， 不深不畅，未能畅所欲言， 觉得馀事未尽，心里过不去，老是想，不能人睡。因此想把你们拽回来，今天不要走，如何呢？留一天，你们虽然归心似箭，也不会了不起吧！一定留下。我现在睡，下午三、四、五时开会。 务一天虚，时间不长！离春节还有好大几天，呆住不过一天，大概也可以吧！有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要谈，与总路线、大跃进有大关系。请你们上午吹一吹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打点底子。 这个问题不想通，不开朗，不搭起架子，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失败，或者半失败的。大跃进，干部大提高一步，群众也大提高一步，可能在我国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善心的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奋进，大有益处。如荷同意，就请照办。 阅后，立即送少奇、小平等参加会议的中央各同志，传一下，中午十二时传完，请小平办。” 582 1959年 2月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他说：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 就是辩证法。在这次会上，李富春同志讲了个辩证法，他说不能单讲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还要搞个主观能动性。还有许多同志提到，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 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大跃进了。 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过，想做好事，不想做坏事， 这是一件事，而做的结果又是一件事， 还要加以区别。 我们主观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要在客观实际中见效。这次计委、经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门搞出来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全，比武昌会议那个计划形而上学较少，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全面。比如原材料工业跟加工工业的联系，农业跟工业的联系，生活资料（日用百货、副食品等等）同生产资料的联系，解决得更好些了。我们应该称赞这个计划，这次大进了一步。有重点，目前的重点是原材料工业，但还是两条腿。要宣传这种方法，讨论这种方法， 并且要发展这种方法。经济的相互关系，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互为因果，连锁反应，很复杂。要钻进去，把几个侧面研究一下， 分析一下。因为它那么复杂，很困难，我们要认识它，揭露它， 解决它。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揭露， 详细了解，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现在我们搞建

2月 3日晚上，同胡乔木、谷羽谈话。 2月 4日上午，同陈云谈话。 2月 5日下午，同陈毅、张闻天、廖承志谈话。 2月 8日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曼副教长哈尔塞亲王，陈毅、廖承志、包尔汉〔1〕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朋友多，敌人也不少，还要奋斗，但是会胜利。敌人看起来很凶，但是总要失败，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支援你们的事业，凡是我们能办到的都帮助你们，主要是政治上帮助。阿拉伯已独立的国家要巩固下去，半独立的国家要逐步争取完全独立，未独立的要争取独立。 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你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2月 10日晚七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康生、李雪峰、刘宁一开会。 同日晚九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胡志明、黄文欢〔2〕。 2月 12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 刘少奇、刘宁一在座。在谈到了解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时， 毛泽东说：我了解农村用了很长的时间。从一九二四年起我有意要了解我国的乡村，到一九三四年共十年时间。起初很肤浅。蒋介石压迫的结果，下乡去打游击。我头一次提出的土地纲领，现在还保存着，现在看起来好笑，但比最早的还好些。后来在兴国调查，又写了一个土地纲领，进了一步，没有发表。后来在寻乌 〔1〕包尔汉，当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 〔2〕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586 1959年 2月调查，又进了一步。第四次又到兴国长冈乡调查，继续调查，逐步了解。慢慢地就引起了兴趣。不做这项工作，脑子里总是模糊不清的。他说：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都胜利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为无产阶级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变小农的所有制开辟了道路。最近这几年确实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企业实际上变为国营的了， 中国几亿农民的小生产所有制，都改为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去年才搞，现在整社，五个月可以把公社整好，可以剩出大批人来搞工业。就全国来说，中国就变为半工半农的国家。我们的革命道路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中间有错误，而经济建设则是新问题， 只搞了九年，这不比革命搞了几十年。从一九五五年冬天起三年多的时间，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条建设路线， 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几个并举，即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土洋方法同时并举。有了这一套才可以多、快、 好、省。还有一条，是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单有集中领导，没有群众运动，多、快、好、省搞不起来。精神与物质结合， 即精神刺激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即是要政治挂帅。没有鼓足干劲， 不可能多、快、好、省。这条建设路线可能是正确的，但尚待实践证明，现在还未证明。不但外国同志要看一看，我们也要看一看，还需十年、十五年的考验。错了怎么办?改就是了。小错误不可免，实行的过程中间，总有错误的。现在一年要研究总结四次到六次，随时纠正错误缺点，解决新的问题。就是人民公社也还要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者巩固下去，或者崩溃，部分崩溃是难免的。 同日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一月五日关于一九五八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

2月 13日审阅修改陈毅一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一九五九年外事工作的方针规划》，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拟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这个规划的指示稿，批示：“略有修改。退周总理、陈毅处理。另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并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正错误缺点，贯彻实行”。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这段话中的“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修改为：“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将更加孤立和被动，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段话后，加写：“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继续显著地起作用。”在“必须虚心地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 588 1959年 2月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一句之后，加写：“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将“在岸信介〔1〕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两国往来仍然采取‘断而不绝’的方针”这句话，改写为：“在岸信介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例如出口小量生漆）， 对两国民间的往来应当继续进行。在适当时机也容许有某些官方人物的往来。” 同日审阅修改邓小平二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及附件-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批示：“应连同附件，一起发出。发给哪一些单位，请彭真同志商周、陈〔2〕酌定。”指示稿说：过去一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在有利的形势下，一部分同志正在滋长着一种骄气，不仅在国内工作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有明显的流露。这种骄气在宣传报道、对外活动、 对外贸易、 专家工作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态度上的傲慢、宣传上的浮夸和处理对外事务中的轻率。指示稿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党组，应该向所有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并且对本地区、本单位在对外关系中所反映的骄傲现象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纠正。毛泽东审阅时，在指示稿的“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之后，加 〔1〕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2〕周、陈，指周恩来、陈毅。

2月 1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 报社社长马特，吴冷西在座。毛泽东同马特就有关马列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谈话。马特说：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毛泽东说：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马特说：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毛泽东说：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 590 1959年 2月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马特说：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说：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 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 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后一次革命，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特说：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毛泽东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 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马特说：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毛泽东说：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 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

2月 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赵紫阳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广东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 592 1959年 2月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另印如前示。”二十二日，毛泽东对指示稿进行少量修改后定稿，拟题为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并批示：“即送李雪峰同志办。最好用电报发去。另印政治局各同志。常委各同志已看过。”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区党委：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 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 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 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赵紫阳的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 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 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必

2月 17日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亚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布尔基亚，刘少奇、王稼祥在座。毛泽东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经验。他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一九二七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 最后他说：请你们注意一点，我们的经验仅供参考。千万不能照抄外国的经验，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也不同。 2月 18日晨，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阅彭德怀二月十六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军事代表团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访，然后到东欧六国回访，返回途中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到时候如果我能去，我就去。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 2月 19日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二月十四日关于 594 1959年 2月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给外贸部并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恩来、陈毅同志：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是否有利，请查明告我为盼。”报告说：上海土产公司与英商成交霜黄棉约二千吨，最近该公司以政府不发许可证为由撤销合同，已引起英国各界广泛注意和评论。我们认为，如毁约面太广，将对我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故建议国内各公司应尽量缩小不履约的品种和客户范围；确实无法交货，亦应与对方协商解决；置之不理态度，将更会造成对方的对立情绪，采取不利于我的行动。 2月 20日阅徐冰二月六日送审的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批示：“退徐冰同志：与总理和小平、 彭真同志商酌定案，我无意见。” 2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怯尼亚（今译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陈毅、 胡耀邦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那里的斗争正在高涨，非洲人团结起来作斗争，这是伟大的事业。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第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胜利可能快或是可能慢，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第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讲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

2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薄一波开会。 同日晚上，同陈昌奉〔1〕谈话。 同日阅陈毅二月五日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 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和所附报告。陈毅的报告说: 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 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 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 毛泽东批示：“陈毅同志：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在文章的“最近，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满美国横暴干涉的情绪也在高涨”这句话后，加写：“日本人民也是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的。南朝鲜人民，南越人民，泰国人民，老挝人民以及受美国控制或威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蕴藏着不满。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 不论迟早， 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 〔1〕陈昌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596 1959年 2月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这篇文章后来没有发表。 2月 23日晨零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同林克读英语，谈到翦伯赞写的关于曹操的文章〔1〕 。毛泽东说：曹操和秦始皇都应恢复名誉。曹操曾几次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曹操结束了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南北两岸的广大平原，对于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同日晨二时十五分，到达天津。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并共进晚餐。刘子厚等汇报当前整社、农业生产及工业生产的情况。当刘子厚汇报到整社抓六大问题，即思想、生产、分配、生活、政策、干部作风时，毛泽东说： 有什么生产要抓？多种经济上了多少人？北方的省份多种经济还是少了一些。现在商品经济还是不够，商品有大发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过自给部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当刘子厚汇报说我们整社先抓表扬，先抓积极因 〔1〕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一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 一文 ， 发表在1 9 5 9年2月1 9日《光明日报》。文章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数的杰出人物。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 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2月 24日晨五时，到达济南。晚上，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谈话，李先念参加。 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致信刘子厚：“昨天谈得相当舒畅，相当好，感谢你们！一月改变整社的方针政策，与党大会的想法不同，〔1〕是很好的。我觉得你们路线好，但是还有参考别省经验和做法的必要。山西一月决议〔2〕极好，你们可以打电话叫他们送一份给你们，可能对你们有某些参考价值的。你们有一个整社六个问题的指示文件没有？应当有吧。我极想看，有的话，送一份给我，两天内送到济南即可。 我在这里有两三天住， 来得及的。至祷至盼！”当天晚上，刘子厚复信毛泽东：收到你的来信后，我们从《山西日报》上找到了山西省委一月决议，省委书记处准备讨论一下，并即发给地、县委同志学习参考。我们在整社中要抓的六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分配问题，在一月召开的财贸会议和整社座谈会上，林铁、阎达开等同志都讲过，但未下达一个正式文件。我遵照省委书记处讨论的整社问题的意见，在全省电话会议上讲了一次。现将省委批转的《刘子厚 〔1〕毛泽东在 1959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们（指河北省——编者注）1月 9 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 1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 2月就下决心，2月 13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 〔2〕指 1959年 1月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

2月 25日晨零时，在中共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委、济南市委的部分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 同日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山东省委、历城县委、 历城县东郊公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大辛管理区第二生产队这五级负责人座谈，了解整社中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分配问题、小麦生长情况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应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按劳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对这个座谈会感到很满意。 2月 26日上午九时半，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谈话。毛泽东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 〔1〕刘子厚在 1959年2月1 3日电话会议上传达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说在整社座谈会上提出整社要抓六大问题，即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抓政策、抓干群关系。关于分配问题，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基本关键。要坚持实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去年收入的分配原则是：在生产有差别的基础上，分配应当有所不同。在公社从各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额的必须提取的费用后，基本上以生产队（或原小社）为单位进行分配。社本身统一提取的不能太多，以发挥队的积极性。各队之间因生产情况不同，吃粮标准、工资标准应允许有所不同。社不能无代价调拨队的粮食。至于 1959年生产收入的分配， 原则上要釆取包产包任务的办法， 生产队上交社的任务完成后， 所余完全归生产队自行分配。 〔2〕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与会者。 600 1959年 2月即原来的合作社。我赞成两三年逐步统一多一点，但不能统得太多。现在，我看是半公社所有或者是原有合作社所有，即队所有。 土地名义上为公社所有，实际上为队所有。劳动力、产品为公社所有，县、地、省都调，调太多了不行，队就没有了。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 社有富社、穷社、中等社，社内又有穷队、中等队、富队，向富队讲清楚，去年挖了一点，今年不挖他们的，多劳多得。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公社的部分所有表现在公共积累。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 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为何不外调？就是承认他的产品所有权。有人说这是对农民的让步，也可以这样说。人为的抽肥补痩，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的。必要时可用借的办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 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第一年就积累那么多，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一律收回是一个破坏公社的行动，把一九五九年的积极性搞掉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 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社办工业也不要太多，多了，农业就少了，就要抽人抽钱，就要多占原料，有些与国营工业冲突，有些与县营工业冲突。公社不许搞文工团。公社干部十几个人，管理区四五个人，生产队三个人。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然后再说

2月 27日—3月 5日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 27日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 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 602 1959年 2月 “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不行，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 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中办法，叫它退一半。你把贷款都收回来了， 人家发工资都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同日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 陶鲁笳、张德生出席会议。毛泽东作第一次讲话，内容包括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他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

2月 28日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分配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出席。 同日晚上，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胡乔木、陶铸、王任重、张仲良、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出席。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所讲的问题仍是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他说：我想要说的是关于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我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到天津同河北省委谈，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谈，到河南，省委正在开四级干部会议，我便同他们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各地方都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瞒产私分以来，就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贪污腐化。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

2月 28日或 3月 1日阅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办公室二月二十七日夜整理的关于郑州市和开封、新乡、洛阳、南阳、 许昌、信阳六个地区以及巩县、太康等九个县的干部讨论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巩县、太康等九个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后，都表示非常拥护，讨论特别热烈。但由于大家思想没有准备，还存在着不少顾虑和糊涂认识。有人认为，生产队成了一级核算单位，这下不背大包袱了， 但统一种植计划不好办了，工业化机械化速度慢了，抽调劳力不好办了，因此对人民公社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越性发生怀疑。有人认为，这样搞公社还有什么权？生产队的权力大了， 本位主义会更大。毛泽东写一批语：“还有集中过多思想，即集中起来的权力、物力、人力过多了一点。” 2月阅新华社二月二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六七二期刊载的《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的报道，这篇报道介绍的是杜勒斯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针对杜勒斯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第一次 ——在联合国宪章下——决定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单靠消除暴力是不可能保证世界秩序的，还必须要有从而显示正义的和平转变的过程”，毛泽东所写的批语是：“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3月 1日上午八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 信中说：“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 612 1959年 2月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一千人左右参加会议。会厅小的，分开房间开。有十天时间， 尽够将问题的道理讲清，政策和办法也规定得完整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 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 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些什么。 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同志们如能再呆两天可以多带两天的记录回去。我已叫省委办公厅在今天九时左右将头两天记录送给你们.请你们收到即读，两小时即可完毕。读完再举行会议，讨论我所提出的人民公社问题。吴芝圃同志：今天晚上不要看戏，改在明晚看。 因为我要在下午和晚上，跟同志们商量已经提出的问题。

3月 2日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 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 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同志们要求有时间， 我想可以。增加一星期，到三月二十日为止，在省城幵完六级（是六级，另加若干算账派）干部会，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四月五日完，开十二天。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看几天文件，月底只作报告，

3月 3日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拉丁美洲十五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王稼祥等在座。这十五个国家是: 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巴西、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在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 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美国名义上不是殖民主义国家，事实上是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 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

3月 4日晚上，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到美国同志，所以特别高兴见到你。我们欢迎美国同志多来。现在的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日子不好过的是帝国主义。从去年一月到现在，不过十四个月，出了十件大事。这十件大事都是对帝国主义不利的，都有世界意义。当杰克逊说经常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希望从中吸取教训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很穷、很苦，要斗争， 要革命，就有对这种著作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经验是针对中国问题的，对你们不一定适用，也许还有一点用处，可供参考，但只是供参考。你们的问题要靠你们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 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美国国内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它很怕你们。美国的民主就不如法国和意大利。美国不 622 1959年 3月仅怕共产党，凡是进步的它都怕，所以要设立非美活动委员会来压迫人民。它连演电影的卓别林也怕，它也怕罗伯逊〔1〕。这不是兴旺的征象。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们看到了前途，但仍须作很大的努力。中国是一穷二白，需要由穷到富，由无到有。 3月 5日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政、黄克诚、胡乔木、刘仁、 乌兰夫、欧阳钦、吴德、黄火青、叶飞、江华、邵式平、刘建勋、 谢富治、周林、王恩茂、李景林。毛泽东在会上作第五次讲话。 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国家收购是等价交换，国家付了钱的，但是公社拦腰抢劫。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 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 “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 〔1〕罗伯逊，美国黑人歌唱家。

3月 7日晨，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汇报情况。 3月 8日晨，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七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批示：“湖北省委三月七日的这个报告，现在请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立即传达给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以作参考。湖北的特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他们从三月三日到十日，以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是生动活泼的。四五天内，一下子弄通了省、地、县三级和少数几个典型公社的多数同志的思想，作了调查、研究，并且着手起草文件， 以便提交三月十一日开始的有全省三千多人参加的六级干部大会。 这个大会，有几百个观潮派、算账派参加，多么好啊！我认为， 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他们的各项细节，我现在不准备发表评论，湖北的同志们会弄得好的。 我准备于三月十日到武昌，研究他们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同时，批示吴芝圃：“湖北省的这个报告，请你印发六级干部会议各同志，每人一份，以为参考，以壮士气。不要吝惜三千多份纸 〔1〕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626 1959年 3月张，各省交流经验，可以启发思想。以为如何？”湖北省委的报告说：近几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列各级干部会议。省委决定于三月十一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六百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三千五百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讨论。 同日阅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综合材料， 批示：“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很值得一看。”并为这个材料写了一个说明：“河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根据此项材料，起草了一个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一个总结提纲〔1〕）。”本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专列上同吴芝圃、 胡乔木谈对规定和总结提纲的修改意见。次日晨一时半，继续同他们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3月 9日晨四时，就各省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等问题，写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 。信中说：“中央定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幵。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太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 〔1〕指吴芝圃为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准备的《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 （草稿）。

3月 10日晨四时，对中共广东省委报送的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广东的经验》的批语： “广东省委三月八日二十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共有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同日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胡乔木谈话。下午，乘专列去武汉。 同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西藏叛乱集团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口号，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并拖尸在市区游街， 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进攻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代表与西藏工委驻地。 3月 11日晨，到达汉口。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 630 1959年 3月汇报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1〕 3月 12日晨，接受缅甸新任驻中国大使貌貌觉温递交国书。 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又是邻近的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关系会一年一年地发展。当大使说使馆有很多人已开始学中文时，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学你们的语言。懂得彼此语言的人多了，就更容易相互了解了。英文现在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很有用处。将来世界上恐怕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大使可以了解了解我们的工农业、文化、艺术。两个国家应该彼此了解情况，相互了解了，友好关系也就一年一年地发展了。 同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周小舟谈农村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同日就西藏叛乱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 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 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电报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 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我们现在就应考虑，在他们逃亡时，我们对达赖在政治上取何态度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逃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2〕，仍给他留着。” 〔1〕王任重日记记载：“主席从十一日来到武昌亲自指导我们的会议，会议进行当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都得到主席的支持和指导。” 〔2〕指达赖当时担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3月 13日晨，阅中共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的第二次汇报，批示：“小平同志：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很好，请你用电话方式，于今日立即转发各省、 市、区党委，供参考。广东行动迅速，一面开会，一面即将方针直达各生产队长，毫不拖泥带水。湖北的方针〔1〕三月八日即下达各生产队，广东于三月十二日下达，也是很快的。各地宜仿此， 一面开会，一面迅即下达方针。广东的‘三定五放’，符合郑州会议精神，请各地研究，酌情采纳。”广东省委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的“三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下放劳动力， 把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下放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汇报最后说，我们准备在本月十二日晚八时半召开全省各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有线电话会议，将上述规定布置下去，以安定人心，推动生产。 同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并设午宴款待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和美国作家斯特朗，王任重、丁西林等参加。毛泽东走到门口迎接杜波伊斯夫妇和斯特朗，说欢迎你们。入座后，毛泽东说：我游过好几条江，除长江以外，还游过珠江、湘江。还有几条江河，也准备要 〔1〕见中共湖北省委 1959年3月8日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632 1959年 3月游，如黄河、松花江、黑龙江。你们美国有一条密西西比河，我能去游吗？有三个人会反对的，那就是杜勒斯、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杜波伊斯说：黑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在美国受尽苦难， 有绝种的危险。毛泽东说：在美国有一千八百万黑人，绝种是不可能的。世界是你们的。拿我的家庭来说吧，我们兄弟三个，两个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妻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弟弟的独生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大儿子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我的家庭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成千成万的家庭有多少人被杀害。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家里的人少了，但是在全中国却出来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杜波伊斯问：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斯特朗说：西方国家的科学家都认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足够的原子弹和氢弹，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把人类完全消灭掉。主席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毛泽东说：人类是消灭不了的，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我手里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 3月 15日晨，阅中共安徽省委三月十三日报送的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批示：“小平同志：安徽三月十一日简报很好， 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他们收到后，可以印发正在开会的同志们每人一份。此外，广东的第二次简报，山东第一次、 第二次简报，都很好，请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大会，予以印发， 供他们参考。”安徽的简报说：安徽六级干部会议中，绝大多数人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已认识清楚。在检查缺点时，社

3月 16日晨二时，就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写信给王任重：“今日上午，请找各地委第一书记及几个县委书记商量一下：省的会议以后，是否应以几天时间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此种会议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然后再开公社代表大会，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是否应选举社的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如何组成） 。下午，我们再商量一下。”晨七时，再次写信给王任重：“送上文件二十四件，极有味，好读。我劝你于今天上午看一遍，一气看完，有三至四小时就够了。下午你再找地委书记、少数县委书记座谈，谈县、区、乡、村如何开会问题。 我们晚上再交谈。以为如何？花费这一天，不是于湖北工作没有用的，你试一试看吧！” 同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至晚九时五十分，在武昌东湖客舍同专程前来汇报西藏叛乱问题的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1〕、 雷英夫谈话。对处理西藏叛乱问题，毛泽东谈了以下意见：一、 同意中央方针，搞下去，好形势，总算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二、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们手里，万一跑了也不要紧。三、进藏军队包围拉萨，包起来有利，可以分化，“围而不攻”，争取四月十日前到达。如拉萨不打，即先以一个团进山南，控制要点，断后路。四、平叛重点放在拉萨、山南，其他地区慢一步。五、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 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六、同意军委对于 〔1〕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636 1959年 3月军队入藏的布置。七、外交处理同意指定地点的办法。八、不要登报，内部通报，进藏军队要出布告。九、移民不宜太急。十、 班禅态度如何，为何至今无消息？ 3月 17日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印度。十九日夜，西藏叛乱集团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武装进攻。二十日上午， 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定叛乱。二十二日，拉萨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同日晨，就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 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 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 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

3月 18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浅沼先生在北京的演说〔1〕，这次你和张奚若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是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日本政府和美国站在一起，中日贸易关系中断，但这是暂时的。贸易总有一天会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谈到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合作社变人民公社没有了不起的不同，名字不同，但性质一样是集体所有制，不过是扩大了些，提高了些。组成人民公社，可能使机械化快一些。 同日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刘宁一、王任重和印尼共政治局委员胡达比亚参加。 毛泽东谈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详细介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面性和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经验和教训。他说：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前，我们党就知道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叛变所致，但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那是俄国人的经验，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抛弃了人民，杀了共产党人，我们才从中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经验。毛泽东再三强调团 〔 1 〕 1 9 5 9年3月1 2日 ，浅沼稻次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全国政协礼堂发表演说，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3月 19日上午十时，阅中共四川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五号简报，批示：“四川省委三月十四日报告(简报第五号）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这是一个很可供各地研究和酌量采纳的文件。”简报介绍了四川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粮食的分配和征购、劳动力安排、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同日上午十一时，同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孝感、襄阳、黄冈、荆州的地委书记谈公社分配问题。 同日晚上，从汉口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周小舟、周惠和 640 1959年 3月常德、邵阳、黔阳、郴州、衡阳、湘潭的地委书记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等谈话，了解湖南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 同日阅中共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报送的关于改变为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批示：“河南改变方针， 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 市、 区党委注意。”河南省委的报告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原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次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 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则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在接到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完全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 20日晚上，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同杨尚奎、 邵式平、汪东兴〔1〕和江西部分地委书记谈话，听取关于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汇报。当听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时，毛泽东说：七千人还差不多。生产队要来三个，一个穷的， 一个富的，一个不穷不富的。管理区也要来三个，一穷，一富， 一不穷不富。下面人少，上面人多，对立面就不强。开会有一种办法，一定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个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 当听说六级干部会议有四百多名观潮派时说：有些叫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名字安得不对。人家讲点老实话，讲点怪话，就叫人家是观潮派。当听说目前有些同志对权力下放还有顾虑、怕劳动力调不动时说：过去一平二调三收款，我看这是一股风，有些人是照“风”办事的。现在来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就感觉调不动了。如果他们那个政策行下去，我看人民公社非垮台不可。 去年瞒产，今年不种，很危险。当听说六级干部会议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时说：省里开会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有些公社党委书记回去还不一定执行。所以县里一定要开会，小队长都要到，作业小组都要有人到，县委第一书记出来讲话。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谈

3月 21日下午，从南昌向塘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谭震林、 江华谈公社分配问题。 3月 23日阅中共安徽省委转发的桐城县委三月十九日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可以发到县委，以供研究和参考。尚昆印发到会〔1〕各同志。”同时写一条批注：“至 〔1〕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 24日阅中共四川省委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七号，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四川的公社是以乡为单位建立的，公社党委即乡党委，相当于别省的总支部。”简报说：关于公社权力下放到以哪一级为基础的问题， 会议中多数人同意大部分地区应以管理区为基础、少数地区以生产队（即原小社）为基础的意见。 同日阅中共福建省委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公社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其中第二、第三两段所说问题，应当引起充分注意。”报告的第二段是讲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指出：解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原高级社下属的生产队） 的关系，即解决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是广泛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忽视这个部分所有制，将会犯错误，农业生产基本上依靠生产队。但这种生产队又不能成为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因为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许多方面不便于生产的发展，而群众也习惯于原高级社作为统一的分配和核算单位。因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报告的第三段是讲分配问题，指出：公共积 644 1959年 3月累部分，一九五九年拟提高为百分之十五左右。社员的消费部分， 坚持按劳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供给部分今年不可过多， 工资部分应当高于供给部分。 同日阅中共浙江省委三月二十二日下发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批示：“此件简单明了，发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参考。请尚昆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到会各同志。”十项规定的题目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 (二）定领导人员。（三）定任务。（四）定分配计划。（五） 定集体福利。（六）定劳动计酬方法。（七）定劳动力。（八）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九）定工业管理体制。 （十）其他问题， 包括账目结算、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家具、资金、种子、 口粮、肥料等。 同日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住兴国路招待所。 3月 25日上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以及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 （即国家主席、副主席， 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 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陶铸、林铁、欧阳钦、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 3月 25日一 4月 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 3月 25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工业问题为主。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还没有资料，不好谈，所以先说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不是这样几个问题：（一）组织章程。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各级管理

3月 26日晨二时.关于请与会各同志在今天会前阅读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的发言印出来了，我正在看。今天上午，请将薄的发言印本，发给各同志阅读，先有一点印象，下午三时或四时开会，大家听一波宣读他的讲稿，就会有获得一个较好的启发和理解了。须知有不少人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的，心理状态各不一样。请照办为盼！” 同日下午二时，同胡乔木谈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 同日下午四时二十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 薄一波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第一季度安排了九十八套轧钢机，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不是有十年经验了吗？总是总结不起经验来。 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讲了一万年了，大概还要一万年。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讨论？你们喜欢开工业书记、工厂党委书记的会，不找车间支部书记，你就没有对立面。尽相信这一套人，等于只相

3月 27日审阅修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晨三时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新闻公报已改好，请你们约集常委及其他几位同志，于今日上午看一下，斟酌文句。然后，叫吴冷西，连同政府命令〔1〕、军区布告〔2〕 ，用电话发至北京，译成藏文及外文，准备于三月二十八日用汉藏英俄各种文字广播， 二十九日见报。政府命令应署明发布时间（二十七日〔3〕）。命令和公报均有人名须查实填入。”毛泽东对公报稿作了修改，主要有：公报稿说“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则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闰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1〕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命令》指出：“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 勾结帝国主义， 纠集叛匪， 进行叛乱， 残害人民， 劫持达赖喇嘛， 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且于三月十九日夜间指挥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于 1959年 3月 20日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 〔3〕发布时间后来署为 28日。

3月 28日下午一时，同谭震林谈话。 同日下午四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发言。李先念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去年是一大教训。同样是大丰收，但只是河南、 湖南、黑龙江、吉林、四川、上海市、北京市等少数省市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其他各省就没有完成。这就是抓得不紧，抓得不及时，这跟中央也有关系。你讲一个时期内解决粮食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时期内？写十年内好不好？也许不要十年，多打一点。 至少十年内不要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 将来是八亿、九亿人，那么多，我们总是讲粮食问题没有解决， 解决了，也不说解决了。这样才保险一点。过去的错误不能再犯。 生产队的东西，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在银行里头搞非现金结算。“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这个口号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我看应该加一句：但是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辅是辅，但是非常重要。目前是战略也藐视，战术也藐视，一概都藐视，完全不在乎。好，粮食就收不起来。要

3月 29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毛泽东说：计划要不要改， 请陈云同志讲一讲。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 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说保证多少， 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现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著作最谨严， 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是蔡元培 652 1959年 3月追悼鲁迅的一副挽联。空头文学家不要做，空头经济家、建设家也不要作批示。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在邓小平说根据实际可能安排以后，无非是各部、各地方立军令状时，毛泽东说:军令状有时也靠不住。关云长立了军令状， 结果华容道上曹操还是走掉了。 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总支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是这三级，这些人的话就是不能都听，比如增产这样的问题，不能听。生产队长比较可靠。过去不大听支部书记的话，但是现在证明非听支部书记的话不行， 真理比较在支部书记手里和一部分总支书记手里。 工业方面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总是听这些厂长、党委书记， 司局长，各级党委的工业书记、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话，把统计数字一累计。真要研究一下，用几天工夫，要工段长、车间主任、 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来，最好再有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和积极分子， 他们同意了，他们都觉得可行， 我看就差不多了。农村支部书记、 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 我们才开郑州会议。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间那一两级作梗。我们的办法就叫上下夹攻中间层。上，大概是中央、省、地这三级；中间层，主要是县委跟公社党委这两级；基层，就是支部书记、队长同小队长，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管理区。每年要开这样的会议，基层要占优势。工业是不是也这样搞？过去在工业中群众路线推不开，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把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基层对立面，这部分向上面攻，我们就向下面攻，中间那些不适合情况的思想，脱离群众的观点，就可以挤掉，把这些人就教好了。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一年搞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这样才

3月 30日晨，审阅代拟的毛泽东对董必武辞职书的批语稿。 经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的批语全文为：“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 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建议，将提到中央全会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建议，是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提出的，有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和各大区区长同志们参加。到会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认为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董必武在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去年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 同日下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召开会议，谭震林、廖鲁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 陶鲁笳、吴芝圃、曾希圣出席。 同日阅陶鲁笳三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并在报告和附件中， 写了一些批注。 对报告中的“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 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 656 1959年 3月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对报告中的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的三种方法，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对报告中的“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对报告中的“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这段话，毛泽东批注：“牢骚也吧， 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对报告中的“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证明，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 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这句话，毛泽东批注：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 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 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对报告中的“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

3月 31日阅谭启龙三月二十八日给舒同、谭震林并转中共中央的信，谭启龙当时在山东济宁地区指导各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对信中说的“鸣放中反映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有人说 6 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这句话，毛泽东批注：“（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 （四）先变乡，后变区。三、 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 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 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 因此，不要怕。” 658 1959年 3月同日中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谈话。 3月底阅印度报业托拉斯三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公报说叛乱指挥中心在印度噶伦堡一事进行辩解的报道，和美联社三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美国星期六宣布，它对西藏人民遭到共产党中国的‘野蛮干涉’寄予 ‘深切的同情’”的电讯稿，拟题为《第一批反映》 ，并写批语:“印度处于被动，它的反映对我们最有利。”“美国限于所谓 ‘深切的同情’，大说其空话。”毛泽东对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写了几个批注。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言说‘来自西藏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住在噶伦堡， 其中有些人是在过去三四年到达的。 印度政府一再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应该在印度领土上搞任何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宣传活动’”这段话后，批注：“为什么不公开？谁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这样‘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们才知道。”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最近一次警告大约是在六个月以前提出的。从那时起，这些人一直没有任何举动’”这句话后，批注：“可见六个月以前是有举动的。”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都没有进行非法活动’”这句话后，批注:“亲爱的印度朋友们，不要轻信那些西藏人，他们指挥西藏叛乱活动是秘密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呢！”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两篇报道，作为上海会议文件印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73-3992-5 I．①毛… Ⅱ.①中… Ⅲ①毛泽东（1893〜1976) —年谱-1949〜1976 Ⅳ.①A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944 号 ୍௶či
第三卷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逄先知冯蕙副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责任编辑：杨茂荣孙翊特约编辑：边彦军责任印制：寇炫郑刚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网址：www.zywxpress.com 邮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680 X 960mm 16 开 242. 75 印张 2970 千字 ISBN 978-7-5073-3992-5 定价：390. 00 元（1-6 卷) www.mzdbl.cn 定价：390．00元(1-6卷) ISBN 978—7—5073—3992-5

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 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 9月，中央条约组织解散.。

4月 1日下午，同邓小平、彭真谈话。晚上，同朱德〔2〕 谈话，后同陈伯达、陈正人〔3〕谈话。 4月 2日一 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和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和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4月 2日上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举 〔1〕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2〕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 1959年 4月 27日、28日）。1959年 4月 27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 （ 1 9 5 9年6月撤销 ） 副主任 。1959年 6月、8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2 1959年4月行，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刘少奇〔1〕主持。邓小平说: 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 最后核定今年钢的数字是一六五〇万吨。即使搞不到一八〇〇万吨， 搞一六五〇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 同日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2〕、朱德、陈云、林彪〔3〕、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会后，同胡乔木〔4〕等谈话。 同日阅王任重〔5〕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6〕等写的《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材料， 写批语：“这几个文件〔7〕 都值得看。 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 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报告 〔1〕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 1959年4月2 7日）。1959年4月2 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2〕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3〕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 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4〕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 〔5〕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0年

4月 3日阅谭震林〔1〕本日关于各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写批语：“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 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 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人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 〔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4月 4日阅邓小平四月三日关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各组讨论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的意见给毛泽东等的信，信

4月 5日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六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 比如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了他估计今年 〔1〕这里的“争取指标”应是“计划指标”。在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上海会议纪要中，删去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修正稿）》 中的“争取指标”的提法，只有计划指标和包产指标。

4月 7日晨零时，同谭震林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的修改意见。 同日就调查研究藏族情况，致信汪锋〔1〕：“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 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 （三） 农奴制度的内容， 农奴与农奴主 （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 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 〔1〕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4月 8日阅外交部新闻司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刊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件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此件发表后，再将上月三十日至今日的动态加以分析，在报上发表。”这个材料，主要介绍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三月三十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和印度、美国、英国报刊对西藏局势的估计。 同日晚上，听取杨尚昆〔1〕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情况的汇报。 4月 9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 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开会，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 10日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李友九 〔2〕 〔1〕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2〕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 5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4月 12日晨，从杭州到达上海。晚上，到达山东兖州， 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1〕谈话。 4月 13日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济南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的简单汇报，白如冰〔2〕参加。汇报后，由白如冰、郑松陪同，乘汽车到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看冬小麦生长情况。毛泽东看到葱绿茁壮的麦苗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小麦地的深翻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以及今后的管理措施。在一片小麦试验田，当看到田边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一千斤时说： 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他叮嘱郑松：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当看到一片麦田的麦苗长得很密，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随手拔了一墩小麦，仔细观看小麦的分蘖、扎根情况，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 4月 14日晨，从济南到达天津。 同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3〕谈话。毛泽东说：整社四月下旬就搞，不要等到五月。春天来了，农民 〔1〕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吴健，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2〕白如冰，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3〕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16 1959年4月不安心。对作风极端恶劣、屡教不改的干部，要惩办；要撤换一批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整社要搞三条。一、落实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主要应该是生产队。二、彻底算账，先算公社同生产队的，后算生产队同生产小队的。三、包产，根本不管指标不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搞增产指标。包产以后，要使群众有产可超，这样他的积极性就大了。让群众有产可超，要落实。公社党委和公社各级领导机构，都要选举，都搞委员会。公社选举时要把生产队有经验的干部选上，公社决定大事情，一定叫生产队长、小队长参加，否则就是冒险。 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 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也不听上级的， 就是他一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公社干部认为权力下放是资本主义，集中到自己手里就是共产主义了，这是年轻的表现， 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下边的话不能完全听，听了要上当的。我在一个地方找五级的干部谈话，就是公社书记一个人在那里讲，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就不敢讲。一定要上下夹攻，要小队干部占多数，基层干部占压倒优势，以后省里开会一定要注意这样办。今年一月在北京开会时，中央的占优势，省市委没占优势，计划没有改变，没有解决问题。上海会议你们占了多数，第一天报告计划还说没问题，第二天就给攻垮了。 同日下午六时十分，从天津回北京途中，在武清县杨村豆张庄下车，看火箭人民公社小麦生长情况。晚八时十分到达北京。 同日晚八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西藏问题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1〕、彭 〔1〕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9年 6月又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4月 15日上午八时，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后，致信周恩来：“《政府报告》已经基本上修改好，已照你的意见立刻付印，上午印好，下午请你立即分发国务院会议成员们阅读，明十六日上午可阅完，请他们签注修改意见。明十六日下午，请你召集国务院会议当面征集意见，晚上即交田家英（不交乔木，他有别事）开夜工修改，十六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与田家英核对一次，十七日上午交你最后审定付印，十八日下午即可向大会作报告。以上特告。”十六日上午七时，对《政府工作报告》稿再次作修改后，批示田家英：“第一页，第七页，第十二页，第二十五页，第三十七页、三十八页、三十九页、四十页，第五十页， 都有一些修改，请注意。” 同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领导人员，全国政协、 中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共一百零六人。会议就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成员交换意见，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会 〔1〕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 1959年6月撤销）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59年 4月 28日、6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 4月任主任）。 〔2〕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3〕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18 1959年4月上讲话。他首先说：郭老〔1〕 ，你那个论曹操闯祸了。你这个人发难，替曹操讲话。这样吵一吵好，这个曹操是值得论一下。生动一点好，何必那么死板呢？接着讲西藏问题，他说：你们（指班禅额尔德尼〔2〕等——编者注）西藏的事办得好。你们闷了多少年了。你们要改革，我们就不要改，跟你们总是不对头。阿沛 〔3〕也要改，你们两位都要改，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政策什么六年不改革，坚决反对。现在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反革命闹事，越闹越好。不因此一闹，你们这个改革就改不成。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 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 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 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 〔1〕指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2〕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9年 4月 27日任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3〕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 4月 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4月 16日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晚上， 同谭震林谈话。 4月 17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谷城〔1〕谈话，并共进午餐，陈伯达、康生、胡绳〔2〕参加。 同日阅国务院秘书厅四月六日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 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九日关于十五 〔1〕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 4月 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 6月任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2 1959年4月省春荒情况的统计表， 批示：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 建议： (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 请即办。 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 《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 同日阅周小舟〔1〕四月十四日的报告，批示：“尚昆：此件请转各地方同志。”报告说：我们日内即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 讨论执行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条指示。会后即可分批召开县的六级干部会议。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完全应该依法严肃惩处，现已处理了少数分子。我们认为不必集中在一次会议上处理，而以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后随即处理比较适当。至于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在公社代表大会上应该尽量改选掉。 4月 18日下午三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同日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4月 19日阅王鹤寿〔2〕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四月十七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批示：“工业界的新事。此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 〔1〕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4月 20日阅陶铸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批示：“尚昆：请以电话告陶铸，赞成他的意见。”报告说：原计划四月下旬在潮安县搞试点，五月底把公社代表大会开完开好。后接到主席在杭州的指示，省委决定进一步加快进度，已通知各地、县，要各县立即召开一个社的代表大会，省委在潮安搞的公社代表大会试点已提前进行，这就为全省全面铺开、分批召开公社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同日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稿。毛泽东加写一段话：“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 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啊！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他要胡乔木、吴冷西对评论稿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就当场修改经他过目定稿。他提出这篇评论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评论。 4月 2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晚八时十五分，同李先念谈话。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张闻天〔1〕出席。 同日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四月十八日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 〔1〕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至 1960年 11月）。

4月 25日晨六时，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致信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评论〔3〕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 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 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 〔1〕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沈尹默，书法家、诗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3〕这里的“十八日”是 20日之误。署名新华社政治记者、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评论，新华社是 1959年 4月 20日播发的，《人民日报》于 4月 21日刊载。其中讲道：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这个声明不顾中国是由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4月 26日上午和下午，先后两次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楚图南〔1〕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过去是受苦的，现在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自己办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朋友，全世界各国的朋友。朋友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长处。 中国人口多，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还很不够，比不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不十分好，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罗哈斯说：我在大学教了十二年书，教文学理论和智利文学，我的学生读过译成英文和法文的毛泽东诗词并进行过讨论。毛泽东说： 诗词，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我过去是小学教师，但没有继续教下去，因为政治局势不容许我教下去。现在回想起教书时的情况还很高兴。教员与诗人是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同日阅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批示：“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报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目前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 有些地区的粮、 柴、钱都相当紧张， 必须加强工作， 彻底战胜春荒。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 〔1〕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0年3月又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

4月 27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投票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同潘伯鹰、周世钊、何炳麟〔1〕谈话。 4月 28日晨，审阅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初稿），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 毛泽东将初稿第二页上的“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这句话，修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 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批注：“解散政府应放在讨平叛乱之后。”同日，又对彭真送审的决议修改稿，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同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 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决议， 作出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等。 同日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文中说：“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 〔1〕潘伯鹰，书法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 12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何炳麟，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32 1959年4月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 得到很大胜利。 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1〕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地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 （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叛乱前，我们只有两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两万多人。连前合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 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这个电讯稿当时没有发表。 同日阅中共西藏工委四月二十四日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综合报告，批示：“尚昆同志：（一）此件转发各地和各党组， 如前示； （二）请送一份给尤金〔2〕同志转送赫鲁晓夫〔3〕 〔1〕胡适，安徽绩溪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 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 〔2〕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3〕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月 29日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省、地、县、 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 。上午九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 彭〔1〕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 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2〕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 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3〕、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 〔1〕谭、彭，指谭震林、彭真。 〔2〕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I960 年 11月又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 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 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3〕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I960 年 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I960 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34 1959年4月信》。五月二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 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主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 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 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 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 要力争多种。 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

4月 30日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乌西迪克〔1〕率领的阿 〔1〕乌西迪克，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务秘书。 36 1959年5月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黄克诚、杨秀山〔1〕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了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情况。他说：你们在打仗，在思想上必须有应付一个困难时期的准备。帝国主义是要失败的。我们打过二十二年的仗，先后打过日本、打过蒋介石，后来又同美国打了两年多，只要精神上有充分准备，是可以取得胜利的。现在整个非洲的形势对你们是有利的。法国是大殖民国家，现在正处于瓦解过程中。我们确信只要你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下去，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5月 1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 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参加。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 同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5月 2日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四月十三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的公社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的报告，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并批示：“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 陈、林、朱阅。”王绍飞的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 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干劲不大。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一）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分给群众的钱很 〔1〕杨秀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

5月 3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四日晨一时十五分，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1〕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一文的修改问题。晚八时半至五日晨一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一起修改这篇文章。五日晚上，再次同胡乔木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这篇文章五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 4日阅关于蒋介石等指示逃緬蒋军在中国边境扩大骚扰， 以配合云南、西藏等地的叛乱活动的一则情报〔2〕，晨五时批示黄克诚：“（—）第三件情报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 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这则情报说， 逃緬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二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 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 〔1〕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2〕这则情报是《情报简讯》1959年第 15 号中的第 3 篇。 38 1959年5月同日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谈会见外宾、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等问题，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陈毅、杨尚昆列席。 5月 6日中午 ，和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 匈牙利、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国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访问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三十六个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在座。在周恩来、陈毅先后发表谈话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怕他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 越怕鬼就越有鬼， 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 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 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你们来中国访问， 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 也感谢你们， 好久未见， 趁此机会见见。 中国人很多， 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 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 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

5月 7日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拟题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批示：“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毛泽东对指示稿中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又在指示稿的末尾， 加写：“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指示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1〕及随行藏族官员，刘少奇、宋庆龄、 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罗 〔1〕詹东•计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和办公厅主任。

5月 8日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广东省委、河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 邓阅，尚昆办。”指示说：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 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和转发的报告。 〔1〕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常委、 青海省副省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又名洛桑泽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兼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2〕谿卡，一般的相当于宗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的相当于宗一级的行政组织。宗，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基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辖若干县的专区。

5月 9日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五月三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将报告题目改为《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干部过三关的情况》，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 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边算账，边兑现， 边整边改，同时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干部作风开始转变，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登门道歉。 5月 10日致信周世钊 ：“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 ，历史唯物论观点〔2〕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 不胜欢迎之至！祝好！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枕 〔 1 〕 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 9 5 9年5月4日编印的 《 工作情况简报》第 9 期。 简报的第 2 页上说，广播电台在“五一”以前拟出了 “五一”前后约请来中国访问的外宾发表广播讲话的计划。计划中有：“请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在离京前夕发表十分钟左右的广播讲话，谈访华观感和对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看法。” • 〔2〕周彦瑜、吴美潮编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说：根据周世钊长子周思永回忆，这封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系指为曹操翻案问题。 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不同意为曹操翻案。 46 1959年5月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十六日，晚十一时二十分至次日晨零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世钊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刘少奇、 周恩来、李济深〔1〕、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徐冰、 张苏〔2〕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 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 而且合作得很好。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去年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3〕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 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 〔1〕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2〕张苏，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3〕杜勒斯，1953年 1月至 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5月 11日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谈话。 同日为转发中共湖北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泽东对农业六个问题指示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 “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并批示：“即送刘、邓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到省、 市、区党委一级。”孝感地委的报告说：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 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具体反映是：（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五）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48 1959年5月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山东省委五月八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山东省委这个文件规定：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自留地标准，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百分之五；社员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5月 13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邓小平、 王稼祥、伍修权〔1〕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间有党的关系，有政府间的关系，《莫斯科宣言》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只相信真理。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都没有见过，相信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真理。 5月 14日审阅修改周恩来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四月二十六日谈话〔2〕的答复（三稿）后， 批示：“加了一段，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嘱咐机要秘书派专人于当天送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彭真、陈毅传阅，准备晚上谈一下。毛泽东加写的一段文字是：“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 〔1〕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2〕杜德 1959年 4月 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中说：达赖喇嘛随带少数人员已在 3月 31日进入印度境内，印度政府巳经为他的居住作了必要的安排；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了达赖，同他作了长谈， 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得到受尊敬的待遇。这一谈话稿还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两国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面。

5月 15日中午十二时 ，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 、非洲 、 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1〕在座。首先由周恩来向客人们介绍西藏问题， 以及与此有关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随后，毛泽东说：你们来我们国家访问，是看得起我们，是一种友谊。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小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 我们的一切防御阵地在东方，从鸭绿江到海南岛， 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国在许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和在台湾设置军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对着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矛头也是向着我们的。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 〔1〕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5月 17日上午十时四十分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程潜〔5〕、 章士钊、李烛尘、金岳霖、王季范〔6〕谈话，并共进午餐。 〔1〕指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2〕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3〕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兼驻也门共和国公使。 〔4〕这里的“尼赫鲁”，指代印度。 〔5〕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6〕李烛尘，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金岳霖，哲学家。 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 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5月 21日阅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五月十九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 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 5月 22日下午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邓小平、 王稼祥、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 像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以前没有搞过。当然，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有一些经验，但是我还要说经验是不足的。这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我们还不太懂。 对于经济建设，经济规律，对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如何具体化，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经验。认真地讲，是从去年起我们才抓了这件事情。许多事情，我们还正在试验。许多事，苏联办过的，兄弟国家也办过了，我们是学习他们的，但是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的，自己用还要重新学。尽管我们大家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枝叶方面，民族特点不完全相同。我们中央和地方 54 1959年5月的负责同志过去都是干革命的，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例如我就不是，是教小学的，干经济工作还要重新学习。现在的路线， 是基本上正确还是基本上不正确，这要实践才能证明。 可以肯定， 要犯一些错误，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设想的。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如果实践证明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是靠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的结合。 但做起来，有一些部分并没有办到。全国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强调集中领导，不强调群众路线，有命令主义的现象，这样的干部占了百分之二十五，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跃进， 有些问题是去年提出来的，不仅外国人有怀疑，有些中国人也有怀疑，我自己也有怀疑，要看一下。我们管理经济工作的，有许多级。实际办事的，只有在工厂里的同志们，其他人没有实际去做，是在纸面上工作。这个问题很大。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想想看，要让这些实际办过工厂的同志们，到政治局来当委员，到政府里去作部长，这该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啊。我想哪一个党都是一样，这个问题带国际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靠人力，靠手工，生产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村。要机械化，工业也好，农业也好，要有一个过程。假如在十年之内，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了。我们说用二十年的时间，包括解放后的十年在内，才能解决。这只是我们的设想，也许不行，那就再加五年， 二十五年，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才开始创造这方面的经验的。有了苏联的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想我们应该时间缩短一些，事情多办一些。我们在想，可不可以快一点。这一点恐怕可以作结论了，是可以快一点的。时间缩短，产量增加，可以多快好省。当然，慢一点也可以。多快好省要得到确实证明，还要有时间，不是今年和明年两年就能出结论的，

5月 23日阅李富春五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和他转报的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五月十六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的信。范慕韩等的信中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上，因而六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 56 1959年5月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六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 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完成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的信中说，我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两同志商量，用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

5月 24日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前来辞行的班禅额尔德尼进行交谈，李维汉〔1〕、汪锋、张经武、谭冠三〔2〕参加。 同日晚上，同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3〕、廖鲁言谈话。 5月 27日同林克谈话。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该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4〕。 〔1〕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 〔2〕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青年妇汝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3〕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4〕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 5月 28日送一本范晔著《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毛泽东让林克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

5月30日阅赵尔陆〔3〕五月二十六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写批语：“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 （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 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4〕，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 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 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 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 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 必须改正。”六月十七日，又在 〔1〕指《汉书》中的高帝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 〔2〕指《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 〔3〕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4〕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1959年 1月 25日提出、2月 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 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58 195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五日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赵尔陆报告上，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 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 区党委。 ” “刘、 彭真阅后，尚昆办理。”报告讲了重工业建设中的三个问题：一、 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要原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局了。钢铁指标一局，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得也就大了，准备数量要得也就多了，于是要的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各个工业内部，也是环环衔接，互相扣得很紧。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 从当前重工业部门生产来看， 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 目前，设备的维修和维修所需配件的生产供应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制造和修配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5月 31日阅中共河南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岗拦河水库不按批准的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 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第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岗修筑拦河水库，不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抬高蓄洪位，缩小泄洪闸孔，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报告要求严格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标准施工，并由中央主持河南、安徽两省协商解决。毛泽东批示：“少奇、 小平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

5月审阅修改邓小平五月七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中的一段话是：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2〕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是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拥有的耕地、 房屋、牲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批注：“右派应与叛匪有所区别。叛匪中被胁从者在其回家时，应分给土地、牲畜、工具。领主、二神主、管家、旧政府官吏回家务农者，均分给一份土地和 〔1〕据查，安徽省没有临淮县。临淮岗水库当时建在安徽省颍上县境内。这里的“临淮县”，似应为颍上县。 〔2〕乌拉，藏语，指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主要是耕种和运输，还有种种杂役、杂差。 60 1959年6月相应的牲畜、工具。”

6月 1日审阅胡乔木五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批示退胡乔木办。指示说：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的购买力。（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 （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 同日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6月 2日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五月二十八日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1〕 指挥部党委关于在平叛中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报告，批示：“克诚、谭政同志：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 “此件先送少奇、小平同志阅，再送克诚办理。”报告认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政治工作的改进，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关于平叛、生产两大工作的安排问题。目前凡平叛任务较大的地区，应以平叛为主，在此前提下安排生产；叛乱基本平息但仍有残匪的地区，应以生产与平叛并重；叛乱完全平息的地区，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平叛斗争的宣传和阶级教育，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总之，不论以平叛为主， 还是以生产为主，二者都应该统一起来，互相促进。二、关于对降、俘之敌的政策问题。（一）对投诚叛匪与战场俘虏应有严格的不同对待。（二）除阴谋叛乱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最好不 〔1〕指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6月 3日同林克谈《东观汉记•梁鸿传》，讲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鼓励他不要仰仗别人。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 同日为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六月一日关于推广黑山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的报告， 起草中央批语： “各省、 市、 区党委： 辽宁这个经验，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真阅，杨尚昆办。 6月 4日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 5日下午，同陈毅谈话。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 6日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不慎摔倒，右腿骨折。毛泽东说：邓小平养病期间，书记处工作由彭真主持。 原定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考虑六月不开，因中央对农村和市场问题已有一些指示发下去，地方上需要时间贯彻执行，我自己也想外出一趟，摸一摸情况，可能七月再开会。请周恩来九日回北京，以便常委研究后再决定。 62 1959年6月 6月 7日上午，关于重印《逻辑指要》〔1〕一书并代拟再版序言一事，致信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书都收，读悉，甚谢! 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2〕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 XX 年旧作。 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 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 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 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 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 X 日章士钊’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 方以为歉。 忽得六日信， 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 〔1〕《逻辑指要》是章士钊 1917年的旧著，1943年在重庆出版。后经修订于 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 1959年 5月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后未采用）， 谈到该书再版的由来：“北京解放后， 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日：‘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日：‘ 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日：‘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2〕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 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载于《哲学研究》 1959年第 5 期。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丛书》，收入了金岳霖的 《逻辑》 一书，还收入了这篇文章。

6月 8日对陈云本日下午关于因病需要休养的来信，写批语：“刘、邓、彭真、周、陈云同志阅，存尚昆处。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放心休养，不要顾虑。”陈云的信中说，他因心脏病发作躺了两个星期，现稍能走动但说话吃力，医生认为要三个月才能有所恢复，他拟同意休养三个月。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职务已请富春同志代理，建委主任由宋劭文代理〔1〕。 信中还说他准备离京休息前找财经小组几位同志谈一下市场问题与明年计划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批注：“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同日下午，听取陈正人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6月 9日审阅陈正人根据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毛泽东将通知稿的题目改为《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经毛泽东修改后的通知说：中央决定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郊区农副业生产方针及如何更迅速有效地达到副食品供应自给、半自给问题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问题，请各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农业书记及管手工业的同志一人到会。 同日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6月 10日阅兰州军区司令部六月六日关于五月份平叛斗争情况的通报，批示：“克诚同志：此件似可转发西藏、昌都、 〔1〕建委，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宋劭文，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 64 1959年6月成都各地，请酌处。”通报说：五月份全区的平叛斗争中，招降和战场投降的叛乱武装相当多。这说明叛乱武装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 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只要我们能够抓紧政治争取工作， 就能将大量叛众争取回来；对于有些叛首，经过反复交待政策， 解除思想顾虑，也是可以争取其投降的。 同日阅《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六月八日转送的江苏省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批示：“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1〕同志一阅。”信中反映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 同日阅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 光明日报 》 的 “ 文学遗产 ” 栏刊登的《柳宗元的诗》一文，写批语：“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却无一语谈及这个大问题。此文送章先生〔2〕一阅。” 同日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6月 11日上午七时，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 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致信杨尚昆：“本日看到上海市委六月六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一）请你即刻通知常委（不通知小平、陈云）在京各同志 （共五人），富春、一波、先念、陈毅、德怀、克诚、子恢、 〔1〕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指章士钊。

6月 12日审阅李富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批示：“刘、 周、彭真、一波阅，尚昆办。” 指示说：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注意恢复和发展，这就必须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工作。 因此，中央决定在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 （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在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各专署、县也应建立相应专门管理机构。有经验的管理手工业的干部必须归队，以加强手工业管理机构的骨干。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彭真、李先

6月 1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 农业和市场问题，出席会议的是毛泽东六月十一日让杨尚昆通知的三十五人。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1〕，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在李富春等汇报中，毛泽东有一些插话。当李富春说工业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当李富春说计划定稳一点，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时，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紧张了，一九五七年降下来落实是必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去年紧张了一年，今年没有及时降下来，现在的压缩是必需的。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 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一万零五百亿斤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粮食有五千亿斤 〔1〕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 1650 万吨调整为 1300 万吨的经过，大致如下： 1959年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核实 1958年好钢产量（即所谓洋钢） 实际完成数字是 800 万吨。根据这个经过核实的数字，1959年钢产量 1650 万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对此，毛泽东很不放心，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求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进行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5月 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将 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初步定为 1300 万吨。陈云的意见，随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所接受。 70 1959年6月就好了，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 按四千五安排。当廖鲁言说农村主要是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时，毛泽东说：今年应该安排机器和化肥， 明年要把机器解决一下。搞工业的人不要只搞工业，要支援农业， 多搞一点农业机器。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 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 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食堂， 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 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 多少万担棉花， 根本不理。 一个时候， 我们自己头脑发昏。 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

6月 15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国家情况的汇报， 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黄克诚出席。 6月 16日晚上，听取谭震林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邓子恢、廖鲁言参加。 6月 17日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郭沫若、廖承志、章汉夫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 72 1959年6月方面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还是可以做相互帮助的朋友。在谈到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快时，他说：过去也曾经把这看作一个问题， 现在并不一定是这样。人不仅是个消费者，首先他是个生产者， 生产是可以超过消费的。这个人口问题还需要研究研究。一切东西都可以有计划，为什么人口生产就要无政府主义，这不好。 同日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陶铸六月十五日关于中山县社员代表大会一些情况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 “刘、彭真、震林阅后，尚昆办。办后，退江青阅。”陶铸报告汇报了他在中山县参加张家边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所接触到的一些问题： （一）要解决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等影响群众情绪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张家边群众对夏收后留够口粮的要求非常强烈。（三）对供给制和食堂的存废问题，必须迅即加以合理解决。今后应少许包一点，既不损害按劳分配的原则， 又能体现一种共产主义的互助精神。食堂问题，今天要发展家庭畜牧业，不允许社员自己回家搞伙食，是困难的。（四）由于在农业生产方针与技术措施上某些不当造成的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情绪， 如何加以彻底消除，是改进目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必须使体制下放彻底，给予个人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并迅速宣布固定不变。这是目前安定农民生产情绪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同日批示杨尚昆：用大号字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分订为五册，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人一份。 内印出。并请告少奇、彭真、恩来同志。 6月 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的补充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甘肃省委和吉林

6月 19日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关于报刊宣传问题 〔1〕。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同日下午，同周恩来、张闻天、廖鲁言谈中缅边界问题。 6月 20日晨，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 第二八〇一期刊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批示： “乔木、冷西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 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 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报道说：广东省遭遇解放以 〔1〕毛泽东在 1959年 6月 13日召集的会议上，指出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14日，彭真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部分成员和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吴冷西准备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文件。 74 1959年6月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 抗洪救灾，巳成为广东省一切部门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一切部门像过去对待战争那样对待这一工作，人员、物资调拨都要服从救灾需要。广州市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 同日阅李先念转报的张体学〔1〕六月十六日关于小麦入库、分粮到户及抓手工业等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此件请尚昆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粮食要分到户。另要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张体学在汇报中说： 湖北的小麦已快打完了，人库进展不算很快，正在抓。粮食以人分等定量到户后，情况大变，小队干部和农民欢天喜地，大队和公社干部仍有少数思想不通。现在省委的决定直接与群众见面了， 可以办得通。渔民已经归队不少，一些河湖里开始有人捕鱼了。 抓了一下手工业之后，产品有所增加。 同日阅洪学智、张国华〔2〕六月十五日关于西藏山南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并黄克诚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尚昆转发各省、 市、区党委，各军区。另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山南是西藏地区靠近边境的一个农业区。 寺庙、贵族、政府三大领主除通过占有土地进行剥削外，还以各种不同名目向群众掠夺。二、目前在山南流窜的叛乱分子约一千多人，主要是从外区逃来的和本区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骨干和坚决分子。三、山南群众总的情况是好的，能积极支援平叛，进行生产。四、根据当前叛乱分子活动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目前 〔1〕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I960 年 11月任常务书记）、湖北省省长。 〔2〕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6月 21日晨一时，乘专列离幵北京。上午九时到达邯郸， 在专列上同中共邯郸地、市委书记谈话。下午三时到达郑州。毛泽东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同意这个提议。 6月22日晨六时半至上午九时，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 14、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 〔1〕谈话。毛泽东说：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 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有一些所谓“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他是老实人。那些人比我们厉害，他们说这样吃不行！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 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过来容易，刮回去就难。你们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不要用不退就撤职的办法。粮食，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交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要抓紧，明年的春荒能够避免就好了。当河 〔1〕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76 1959年6月南省委负责人说由于挖河，修公路、铁路，搞基本建设，耕地面积减少了时，毛泽东说：河不是每年都要挖，公路将来会更发达，工厂占地、房屋占地还会要多，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 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上，不要放在少数 “卫星”。综合平衡这个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 棉 、 油、麻、丝、茶、果、菜、烟、蔗、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 都要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总而目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牧也多，马牛羊， 鸡犬豕，还有骡驴，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此外还有个副业。 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 搞点自由市场， 开头难免混乱一下， 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要活跃起来。省和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 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你要搞钢铁，不能只看到小高炉、小转炉，要看到炼焦炉。不搞好洗煤，炼焦，质量没有法子提高。我们搞了十年，八年有综合平衡，第九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忘记了，现在又恢复了。钢的产量指标，上海会议以后，到北京就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呢？没有那么多东西。 回头一想，才晓得缺哪一样都不行。明年这一年跃进口号是不是放弃？明年这一年要着重在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也是重要的， 但着重之点要放在品种和质量，缓过一口气来。去年把材料用光了，没有后备了，今年的头一个季度应该把指标放低。有鉴于此，明年第一季度指标要低。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明年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还

6月 23日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广水。六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下午，在王任重陪同下，游长江。游泳后，在船上同王任重谈话，谈到读书、谈心、想问题，还谈了形势和任务。 6月2 4日晨七时，在王任重陪同下，乘专列去长沙。途 78 1959年6月中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在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1〕。 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 毛泽东说: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 造成目前的被动。 同日下午二时半，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胡继宗(2)等谈话，罗瑞卿参加。随后， 游湘江，并登上橘子洲。来到橘子洲头完小，在操场上和围拢来的小学生一起照相。 6月 25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从长沙到达湘潭，换乘汽车于晚七时左右到达故乡韶山，住韶山招待所（今韶山宾馆）。 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等谈起他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在招待所院子里，谈到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晚饭后，同王任重等谈 〔1〕见《增广贤文》。这个成语，在《史记•魏世家》中为：“家贫则思良妻，囯乱则思良相。” 〔2〕周惠、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6月 26日晨五时，径自朝招待所附近的小山上走去，来到父母亲墓前。接过身边工作人员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神情肃穆，敬献在墓前，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地干部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毛泽东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看望亲友，看旧居，又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上午八时回到招待所，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 同志、老师、朋友，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同日下牛，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后，来到毛震公祠三鞠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晚上，请乡亲们吃饭，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 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饭后，同王任重、 周小舟、罗瑞卿谈话，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又说：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 27日中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午饭。下午一时， 乘汽车离开韶山，经宁乡回长沙。 途中，两三次下车同群众交谈， 了解基本核算单位、口粮、密植等问题，又在橘子洲下水，游湘江。 同日晚上，在长沙会见程潜、唐生智、周世钊等，柯庆 80 1959年6月施、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谭余保〔1〕、周惠参加。 6月 28日从长沙给在武昌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在庐山召开会议的具体问题。同周恩来分析党内的思想情绪，认为人们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他选了一些供讨论用的题目，周恩来作了补充，意见基本一致。 同日下午二时，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周惠谈话，并让周惠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上庐山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 同日下午四时十分，乘专列离开长沙去武昌。途中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内容包括要从困难处着想，学会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钢和粮食指标，公共食堂等问题。 6月 29日晨一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同日下午，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2〕、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 林铁、张德生、田家英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3〕， 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问题。这十四个问题是：一、 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 ，给县、社干部另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 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 (五年计划的框子） 。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和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 〔1〕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2〕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3 〕 在现存的档案材料中 ， 这次讲话 ， 和毛泽东1 9 5 9年7月1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合并整理为一个讲话记录稿，共 18 个问题，本书将其内容记在 7月 2日条中。

6月 30日下午一时四十分，乘“江峡”轮离开武昌。 晚十一时半，到达九江。同船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等。 在船上，曾同王任重、田家英谈话，谈到密植、食堂、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问题。 6月下旬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这首诗的前面，毛泽东写有小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6月阅新华社六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八八期，写批语：“退江青。此期我已全部看过。第一条新闻，你可以看一看。”第一条新闻是《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的准备工作》。 这条新闻说：据记者从煤炭工业部在抚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了解， 生产准备不足，是当前煤炭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准备落后的原因，除生产成倍地增长，给掘进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外， 主要是领导思想上有重采煤轻掘进的片面观点，致使采掘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次，违反技术政策，乱采乱掘，工程质量降低，巷道失修，对生产准备工作影响也很大。 同月阅李先念六月十一日关于一九五九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的报告。对报告中的“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市场供应方面， 不论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 82 1959年6月好转”这段话，毛泽东批注：“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同月阅新华社六月十六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九三五期刊载的第一条新闻《印新处报道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是由印度总理和尼泊尔首相六月十四日在加德满都发表的。对联合声明中的“总理和首相还确信，为了和平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的和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殖民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应该结束” 这句话， 毛泽东写批语：“尼泊尔不满印对它的控制，在这里， 印度方面似已作出了一种让步，以便拉住尼泊尔。” 同月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东南亚和中近东情况》 (《参考资料》专辑）第十八期，批示林克：“有两三条日本消息， 值得一阅。”两三条日本消息，指《〈香港时报〉评日本地方选举》、《美报掩饰日反动势力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东京裁判所对砂川事件的判决鼓舞了人民斗争》 。第一条消息指出， 这次选举结果显示日本保守势力有“退潮”的象征，日本舆论对选举中违法和贿选现象层出不穷极为不满。第二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吹嘘日本反动势力的“胜利”，掩饰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为美日反动派打气。第三条消息说，《日本新闻周报》发表文章，指出东京地方裁判所对砂川农民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作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违反宪法的”判决，大大鼓舞了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7月 1日晨，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车上庐山，住 180 别墅（美庐）。 同日上午，同林克读英语。其间谈到李白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苏轼的诗《题西林壁》。

7月 2日一 8月 1日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 7月 2日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幵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 张德生、杨尚昆出席。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除在六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十四个问题外，又增加个四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增加的四个问题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体制问题， 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协作关系问题；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商品质量问题。 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讨论以上问题，然后再开两三天大会，通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话整理稿的主要内容如下：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 县、 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 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 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 ，有系统地编 84 1959年7月一本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二、形势。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 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 〔1〕实际上是: 有伟大的成绩， 有不少的问题， 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 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 （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 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 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棄，现在形势在好转。 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 “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 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 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这三个问题，毛泽东是合在一起讲的——编者注）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 〔 1 〕 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1 9 5 9年6月2 2日代表省委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开幕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的。原话是：“去年的成缋极其伟大，经验教训极其丰富，当前的问题也不少，前途无限光明。

7月 3日晨一时，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1〕后，批示：“此件阅过， 有所修改，是一个好文件。请先念再打清样，校对勿错。改处有错误时，请先念动笔改正，我不看了。然后送交刘、周、朱、谭震林、彭德怀、胡乔木六同志阅过，交尚昆印发庐山到会各同志， 另用电报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勿误为盼！”并为中央起草通知：“中央批准李先念同志领导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彻底解决副食 〔1〕这个指示稿说，为了早日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央特作如下指示：一、 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并举组织发展副食品生产。 二、必须大力加强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凡是城市郊区都应当为城市生产副食品。三、发展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应当以蔬菜和猪肉为纲，带动其他，全面发展。四、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五、必须做好副食品的收购供应工作。六、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的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实行农工交商四项并举的方针。七、加强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丝毫也不应当削弱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 。 这个指示于1 9 5 9年7月4日下发 。 88 1959年7月品问题及手工业问题的会议的报告〔1〕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 现在发给你们，望你们彻底遵照执行。先发副食品指示，后发手工业指示〔2〕。”毛泽东对李先念起草的关于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作了修改。将指示稿中的“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农业生产， 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既要管好工业（这是城市的重点） ，也要管好农业；既要管好生产，也要管好流通”这段话中的“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改为 “必须实行农工交（交通）商四项并举的方针”，并在这段话后加写：“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将指示稿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肉吃， 〔1〕李先念的报告说：我们于 6月 18日到 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副食品生产方面，会议一致认为，总的方针应当是城乡并举，除了乡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城市以外，大中城市也应当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庆节至迟年底前，把日用手工业的品种、质量恢复到去年 8月以前的水平，数量上则要争取超过。至于手工业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 大多数维持现状。只有少数单位需要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个别的需要退回到个体经营。手工业产品、服务方式、生产过程、所有制都要多样化，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对公社工业应当进行整顿。 （2）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指示，于 1959年8月5日下发。

7月 4日就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七期刊载的《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的材料〔3〕（该刊第二至七页）和《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 〔1〕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 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I960年6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3〕这篇材料说：最近有些省市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了有关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山西《前进》杂志第 6 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不正常现象，在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不能盲目地发展“卫星”厂，不能片面强调人人当“多面手”。广东《上游》杂志第 11 期发表的陶铸的《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广东经济建设速度 1957年慢了一些、1958年下半年又过快了一些，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最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万事仰求人的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北京《前线》杂志第 12 期社论《注意综合平衡，争取不断跃进》指出 ，现在国民经济出现许多不平衡， 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平衡工作；该刊第1 1期社论 《产品和产值的计划要同时完成》 指出，目前某些工业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不是先规定产品计划而后算出产值计划来，而是先订一个产值的数字再去凑产品计划，结果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了，产品却不符合需要，完不成国家计划。

7月5日晨，为印发陈国栋〔2〕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和李先念 〔1〕这篇文章指出：1955年至 1958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波动较大；1957年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上一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有些失调；1958年流动资产积累在生产积累中的比重下降，影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 近几年来，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不完全相适应；原料工业资源用于基本建设部分的比重逐渐提高，而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逐渐下降，只好动用了储备和库存。 〔2〕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 92 1959年7月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写题为《粮食问题》的批语。批语指出：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 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 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 田头地角，零星土地， 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 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 “（四） 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 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 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 在二、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田田一'头猪。 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陈国栋报告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上海会议已经作了初步决定〔1〕，但是经过我们反复研究以后，觉得销售指标偏大了一些，需要作一些调整。我到庐山以后，听了先念同志传达主席对粮食问题的指示，得到很大启发。报告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问题和收支计划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虽然不小，但是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需要进行调整，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一千 〔1〕1959年 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 1959至 1960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是：征购商品粮 1155 亿斤，销售 975亿斤。

7月 8日批示林克：“请找一本袁枚的《子不语》，及《两般秋雨庵随笔》（忘作者名）〔3〕，交我为盼。” 7月 9日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 〔1〕刘柏荣，原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调入四川文史研究馆工作。 〔 2 〕 指章士钊1 9 5 9年7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和此前刘柏荣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 〔3〕《两般秋雨庵随笔》的作者是清代梁晋竹。

7月 10日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 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以及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 田家英等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 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关于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 〔1〕1995年，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回忆说：1959年 7月 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 ， 住在1 8 0号院 。 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 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 号、9 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7月 9日晚，约 9 点多，一辆轿车停在 180 号院楼下台阶边。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 ——编者注) 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了主席。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 水静先下去了。我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 45 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水静同志说：“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送走贺子珍，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又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次晨， 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 96 1959年7月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1〕， 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 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 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对这些党内外的议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特别是公布了四大指标，自己设个菩萨自己拜。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 食堂准备留他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关于总路线， 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 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 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 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 我们把 〔1〕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7月 14日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 同日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这个文件包括十二个问题：一、关于形势和任务; 二、 读书；三、宣传问题；四、综合平衡问题；五、群众路线问题； 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七、体制问题; 八、 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 十、过日子问题；十一、公共食堂问题；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随后会议对这个文件的讨论中，意见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有的认为成绩讲得不够，有的认为缺点讲得不够。 102 1959年7月 7月 15日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在报告中的“这次会议上，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 除各按系统制订计划外，又随时进行互相衔接， 综合平衡”这句话中的“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后，批注：“（毛注：各地都应当这样做。）”报告说， 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的状况，我们最近召开了县以上工农商交四个方面人员参加的市场问题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基本上解决了工农商交各个方面在会上暴露的各自的和相互间的矛盾，明确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二）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根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量。 因此会议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来落实工业生产计划、农副业生产计划、商业收购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在落实计划中，一是抓思想认识的提高，一是抓综合平衡。（三）我们相信只要上上下下、工农商交各个方面都能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生产和商品供应量，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经营管理，目前市场紧张的状况， 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 是可以基本上缓和下来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 16日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彭德怀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乙、 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着重讲了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信中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

7月 17日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他还谈到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提倡过密植，现 106 1959年7月在是中间偏右。谈话后共进晚餐，至晚十时结束。 同日阅中共西藏工委六月三十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周仁山〔1〕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边境工作的意见给西藏工委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西藏工委的报告说：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息叛乱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而召开的，同时要对当前农村工作、牧区问题等方面的若干政策作出决议，然后公布执行。 开会前张国华已同班禅、阿沛等开了四天小会，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就若干政策原则反复地充分地协商。班禅等都同意西藏必须进行改革，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他们反映了不少具体情况，提出了若干意见，也讲了不少心里话。通过交谈和酝酿，最后在政策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给大会通过决议打下了基础。周仁山的报告说，他与江孜、 日喀则分工委一起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了边境问题，大家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边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控制，打击叛匪， 稳定群众，缓后一步再考虑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对黄克诚七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拟题为 《黄克诚同志一个建议》，批示：“印发各同志。”黄克诚在信中说：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的工业生产品种太多，任务太重，我感觉确有顾此失彼之趋势。为减轻一机部负担和二机部有事可干， 我建议把航空工业和无线电工业两部分交二机部管。毛泽东的批示和黄克诚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彭真、黄克诚等到达庐山。 〔1〕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7月 19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 一、 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 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 “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影响了秋收，影响了工业生产，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七月二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舎，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 ，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幵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话，让起草小组按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修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刘少奇说：不少人对成绩讲得小够有意见，那就多加一点，讲充分一点。但缺点一定要讲透，要讲得深刻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 108 1959年7月 7月 20日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同日下午，由王任重、杨尚昆陪同到九江下水游长江， 晚八时回到庐山。途中，王任重向毛泽东谈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情况。 同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 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1〕 7月 21日阅彭德怀七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七月四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 批示：“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 规格的保证问题。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材料数量增长快而品种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在数量与品种方面都较薄弱。 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 〔1〕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 1959年 7月20日日记的记载是：“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巳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

7月 22日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半，同刘少奇、周恩来、 林彪谈话。 同日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九日报送的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原噶本各级政权工作的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读后可以知道西藏极西部阿里地区一些情况，很有益。”报告说，阿里地区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解散和接管了原噶本政府和四个宗级政权四个世袭本堡。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 3日上午八时，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 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 112 1959年7月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 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嶝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 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 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1)。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 〔1〕“免于贫困的自由”，即“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

7月 24日审阅修改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 批示：“退胡乔木同志。应安题目〔1〕。”在修正草案讲到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底的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增加过多过猛之后，毛泽东加写： “增加的职工中约有一半人需要返回农村去”。在修正草案讲到我们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已经着手解决，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 一部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之后，毛泽东加写“一部分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修正草案中的“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一句前，毛泽东加写“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 修正草案中说“现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经过整社、 算账，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毛泽东删去“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 7月 25日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彭真、柯庆施、李井泉、 陶铸、 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幵，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 “左”， 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 （四）要划清界限， 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动摇的人还不是右派，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会后，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 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毛泽东还让胡乔木将《议定记录》修改出第三稿。 〔1〕修正草案的“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共讲了 6 个问题，只标出一、 二、三、 四、五、六的序号，没有题目。

7月 26日上午，同林彪谈话。 同日对李云仲六月九日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1)，写长篇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批语指出： 〔1〕李云仲的信是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围绕当时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作风问题，谈了 6 个问题。（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 忽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 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粍太大了。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其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抽款”。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达 1900 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 2100 万。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虽然您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已提出警告，要防止冒险主义、 把气体压缩成液体，等等，但目前还有许多认识问题和一些实际工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可否考虑在党内，在一定的会议上，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 118 1959年7月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他几乎否定一切。”“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 “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 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 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 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 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

7月 27日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三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开会。 同日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七月二十日关于岸信介〔1〕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 “印发各同志。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 〔1〕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120 1959年7月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 (1)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 不是还要好一些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阅周恩来七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七月九日编印的《秘书厅学习简报》第二十五期。周恩来附信说：“这是一个需要印发给大家看看的材料。送上请考虑。” 毛泽东批示：“立即印发。”简报说：近两周来，我厅多数单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自由议论的空气较前大为活跃，议论很多：（一）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 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二) “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小土群”可以不搞，一 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简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阅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一九五九年七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刊载的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的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有近半数的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二、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有人虽然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 〔1〕岸信介的这些话是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的。

7月 28日上午，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出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 胡乔木列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晚上，刘少奇、 周恩来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传达中央常委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 同日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同日关于编印逻辑学论文集一事，复信康生 ：“信收到。 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 （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1)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2〕 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7月 29日晨七时四十分至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庐山住处 〔1〕 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 2 〕 指姜椿芳等编辑的 《 逻辑学论文集 》 第1至6集 。 122 1959年7月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1〕 同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 ，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罗瑞卿、李井泉、陶铸、王任重、 欧阳钦、张德生、林铁、曾希圣开会。 同日下午二时，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商量一件事，关于是不是召集一次中央全会的问题。现在的人数，正式中央委员已经超过一半了，候补中央委员较多的没有到。庐山会议开了一个月了，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性质。我们想做两件事，就在这一次求得解决。第一，改指标。去年十—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在上海的时候，有几位同志就建议改，那个时候许多同志觉得暂时不宜改。现在看 〔1〕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说：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 所以我们也较敢讲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们戴了几顶帽子。说我： 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倶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与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 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呢？我提了 “湖南集团”、“军事倶乐部”是从何谈起呢？周小舟也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 希望能给以澄清。 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主席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 “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 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

7月 30日上午十时十五分，同周小舟谈话。 同日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在庐山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彭德怀、贺龙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八月一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继续举行。这两次会议，从彭德怀过去的表现谈到他这次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他的世界观等。 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彭德怀的信是要修正总路线， 锋芒是攻击中央； 彭德怀有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就出在这里；彭 126 1959年7月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讲的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一下子改不可能，慢慢改。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也对会上谈到的某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上发了言。林彪发言说， 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在两次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都将黄克诚、 周小舟、 周惠、李锐留下来，同他们谈话。〔1〕 7月 31日下午五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开会。六时起，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参加会议。 同日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批示： “印发各同志。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 简直是罪恶。”鞍山市委的报告说：自七月十七日开始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扭转当前钢铁生产下降局面的指示以来，鞍钢的绝大多数厂矿党委已经紧张地行动起来，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 生产情况也随之趋向好转。为了保证完成八月份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和节约指标，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彻底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大干苦干巧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计划。 （二）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关于两次会后毛泽东同黄克诚等 4 人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中说: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 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7月 11 晚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其间李锐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主要有：（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1〕。 （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 （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四）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干部会像蒋干一样抱怨，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7月 12日下午，到庐山水库游泳。游泳后，同王任重一起回到住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唱的那首小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 7月 13日晨，就起草庐山会议纪要的有奂问题，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 建议增加陆定一、 谭震林、 陶鲁笳〔2〕、 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3〕 ，议修改意见， 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名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 不可开神仙会。 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此信收到，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 〔1〕周小舟等向毛泽东反映他们感到有压力，会议中有人不愿多谈多听缺点。他们建议将现在按大区划分的编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编组，利于交流情况和意见。毛泽东表示接受这个意见。 （2）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 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 3 〕 1 9 5 9年7月1 5日下午的大区区长（即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后来是由刘少奇、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

8月 1日晚上，致信周小舟：“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1〕。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2）于，张绣〔3〕割刃于爱子，汉主（4）不以为疑，魏君（5）待之若旧’，两个故事， 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同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七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六十期刊载的《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的材料，批示：“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印发各同志。各省、 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 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 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材料说，广东省委最近批转了番禺公社党委《关于当前 〔1〕丘迟，南朝梁人，官至司空从事中郎。善诗赋文章。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北伐，丘迟写信劝陈伯之归梁。陈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2〕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兄刘演。 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 〔3〕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袭曹操，曹军败。曹操征袁绍时， 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力战有功，任破羌将军。 〔4〕指汉光武帝刘秀。 〔5〕指曹操，去世后追尊为魏武帝。 128 1959年8月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巳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于农村公社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毛泽东的批示和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并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 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8月 2日一 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七十五人， 候补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十四人。全会编为六个组：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1〕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2〕；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3〕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 〔1〕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60年 10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甘泗淇，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9年 9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1960年 12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8月 2日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会议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他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第二，是路线问题。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 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 “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认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 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 开中央全会。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开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至 〔1〕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9年 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2〕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I960 年 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30 1959年8月于开会的方法，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 我们担负着这个命运， 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末，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改， 要给一条路走。 对于一个同志，要加以分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要从分析中看出，这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犯了错误> 无非有两个可能：一个改，一个不改，一个能够改正，一个不能改正。所谓看者，就是看他改不改。所谓帮者，就是帮他改。犯了错误， 要有一个等候的时期。你不等候，强迫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可能的， 而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谁人没有一点缺点，谁人没有一点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能够改变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能改变的是很个别的。要努力，要有好心帮他们。批评的时候， 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无情，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那种比较粗的办法。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总的方向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两个议事日程： 一个改指标的问题，一个路线究竟正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 或者另换一条路线的问题。请同志们讨论这两个问题。一上山， 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 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

8月 3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关于庐山会议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致信刘少奇等：“少奇、恩来、彭真、尚昆同志，各组组长同志：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 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 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同日将周小舟八月二日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周小舟的信中说接到了您一日夜的信和《丘迟与陈伯之书》。他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表示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地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的批示和周小舟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将张闻天八月三日的来信和检讨 ，批示印发各同志。 张闻天的信中说：“你八月二日的信，我读过了。”“我伏案而作自我检讨，长约万言。今特呈上，务请多加指点。”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及检讨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 4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8月 5日审阅修改周恩来八月四日夜报送的《中国共产党

8月 6日晨，对《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第二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后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修改。”后又对周恩来八月七日报送的公报第三稿作修改，在公报稿的“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 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句话后， 加写：“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 并批示： “周看后，尚昆办。” 同日上午，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批示：“即送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三同志：加了一段，认为有必要，不知你们以为然否？请你们讨论一次。有小部分的分析及字句，与（四） 节重复，如何调整一下，亦请斟酌。”毛泽东加写的内容是：“（三) 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尚有例如自留地一类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有私人活动的小型自由市场。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尚未改造完成。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 136 1959年8月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离彻底消灭还很远。他们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些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一些是动摇成性的分子。除了第一种人之外，后二种人，他们虽然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说些胡言乱语，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 但是这种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只要双方善处，不走绝路， 政策恰当，我们又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注意看大势，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阶级最后消灭的时候。”在八月六日之前，毛泽东对这个决议草案，曾作过一次修改，主要是在原第三节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句话后，加写：“这种党内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

8月 7日晨五时，关于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 〔1〕《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一文，介绍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些工作人员最近在研究明年计划时，对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应当少增产铁和钢，多增产钢材；多进口石油和橡胶， 多搞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 少搞些消耗石油、橡胶的机器和车辆；应多注意发展基本化学工业（三酸两碱）。 〔2〕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 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 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年 9月底至 1961年 8月， 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3〕见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8月 8日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二十份，发常委，彭真，伯达、稼祥、乔木， 七个大区组长及曾希圣。”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

8月 9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宴请本日到达庐山的胡志明 〔1〕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杨尚昆参加。宴会结束后，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谈话。 同日晚上，同林彪谈话。后同周惠谈话。 8月 10日阅中共安徽省委八月四日关于张恺帆〔2〕在无为县下令解散食堂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 即军事倶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 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 〔1〕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张恺帆，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在 1959年 “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错误处分。196 2年6月 2 0日，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决定撤销 1959年 9月 19日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取消对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工作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名誉、原职务和原级别。在原来宣布 、 传达的范围内公布 。 同年7月1 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给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的批复中说：“中央同意你们对张恺帆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 142 1959年8月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 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1〕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 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安徽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八月一日给芜湖地委并报安徽省委的报告说： 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四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九日下午在新民公社 〔1〕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他和饶漱石（坐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 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8月 11日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间是没有解决的。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这样。问题为什么要从这里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就限于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了，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说犯错误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 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 144 1959年8月且有反面的成绩，比如“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这大为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这是个大学校。在大跃进中， 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浮夸之风就走到实事求是。果然，现在你看还吹没有？我们报纸上那个“卫星”就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钢三千万吨，两千万吨，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于我们中央和地方做工作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因此， 我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国防部和军委的工作了。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大概顶多幵两个星期就够了，或者开十天，不要开长了， 不要像去年那么久。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就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通过的，我代表常委会说话。我建议，我们这个会， 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议，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评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要实

8月 12日上午八时半，同江华谈话。 同日上午十时，同彭真、谭政、萧华谈召幵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 同日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谈次日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 彭真列席。 同日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七日关于辽宁省今后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计划。辽宁省这个意见书，可供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报告说：根据我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并在此前提下，逐 〔1〕这个决议的标题，最后定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草案）》。

8月 13日、14日、15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十三日，张闻天、彭德怀作检讨。十四日，黄克诚作检讨。 十五日上午，彭德怀、黄克诚再次作检讨；下午，张闻天再次作检讨，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8月 13日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 胡乔木出席。 同日阅周恩来八月八日报送的中共农业部党组八月四日关于抽借各省排灌机械支援紧急抗旱的报告和商业部党组八月七日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对农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 “已阅，退总理。”对商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 退程子华同志。”商业部党组的报告说： 为了积极支援各地抗旱、 防洪工作，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拟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 在抗旱、防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要优先供应灾区。（二）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求非灾区积极主动支援灾区。（三）受灾地区要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充分发挥现有库存力量。在已成灾地区，商业部门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帮助灾民发展多种经济，做好灾民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推销工作，做好灾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保证灾民药品的供应，并及早做好防寒取暖物资的准备。 8月 14日晚七时，审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的修改稿后，批

8月 15日上午，对刘澜涛〔1〕及其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写第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1〕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0年

8月 16日晨五时，审阅胡乔木四时半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批示：“彭真同志：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1〕， 一个公报，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 〔1〕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8月 17日审阅修改胡乔木八月十六日晚报送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 〔1〕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选入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七百余篇。 〔2〕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 〔3〕张协，西晋文学家。 158 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于晨四时在胡乔木送审时的附信上批示：“即刻送刘、周、朱、林、彭真、乔木阅， 即刻看一下，如同意我的那一些修改，即刻付印，务于今下午至迟晚上发到各同志手里，以便他们明日带回去。”对《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 在决议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这句话前， 加上“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一语。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决议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內，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 毛泽东将“七年左右”改为 “八年左右”（1）。决议说“为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毛泽东在“两年内”后加上“（即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对公报的主要修改是：将公报中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一句，改为“发展我国的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又是跃进的社会主义事业”。 同日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下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是一些人事安排的通知。第二是关于庐山会议的 〔1〕《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195 9年8月2 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中的“八年左右”改为了 “十年左右”。

8月 18日阅张闻天本日上午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 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并为这封信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张闻天信中说: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 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 定会起良好的影响。 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与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 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 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162 1959年8月同日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8月 19日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1〕），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 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 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 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一九五五年 〔1〕《人民日报》1959年8月1 8日发表《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 一文， 介绍了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的事迹，和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战，巧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的事迹。

8月 20日下午三时半，同邵式平、汪东兴谈话。 同日下午，离开庐山，晚上到达南昌。 8月 21日上午八时半，在专列上同杨尚奎（2）、汪东兴谈话。 同日上午九时半，离开南昌去金华。晚七时半，在专列上听取金华地委书记和金华、兰溪、永康的县委书记汇报工作。 十时四十分到达诸暨，在专列上听取诸暨县委书记和副县长汇报工作。 8月 22日晨一时，到达萧山。下午，在专列上听取萧山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工作。后改乘汽车去杭州。途中参观萧山西兴人民公社的一片稻田。晚上到达杭州。 〔1〕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林垦殖厅厅长。1960年 9月奉调回北京。1960年 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1961年 5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8月 23日晨六时，就《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的文章，在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写批示：“航送伯达、 乔木、冷西、家英四同志：此版右角甘薯问题〔1〕，很有兴趣， 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 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八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8月 24日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 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 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 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 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 （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 ‘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 〔1〕1959年8月2 1日《人民日报》第 3 版右下角有一个《关于甘薯翻藤问题的讨论》栏目，刊载了两篇讨论甘薯翻藤的利弊的读者来信，并发表了一篇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薯研究所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 166 1959年8月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我月底可回。”

8月 25日晚上，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谭启龙〔1〕汇报工作。 〔1〕谭启龙，坐时还任山东省省长。1961年 2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8月 26日晨，到达济南。 8月 27日下午，回到北京。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八月十九日开始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 29日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 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 30日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八月二十七日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 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并批示：“刘、彭真阅后，尚昆即办。要印几千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得到解决。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 必须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 同日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 168 1959年8月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如贵州例。”报告说：省委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讨论确定本省一九五九年工农业增产的主要指标。大家认为， 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 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竞赛中必须发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8月 31日晨，同周恩来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1〕 同日阅吴冷西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关于寰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初步计划，新华社关于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计划和关于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简报第一至五期，批示：“电话告吴冷西同志：信及附件看了，很好。”吴冷西信中说：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订了初步计划， 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 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题目。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 同日阅陈伯达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三份材料 ，批示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这三份材料是：一、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期登载的《有关 〔1〕1959年 8月 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中国领土的朗久地区， 袭击马及顿（即毛泽东 9月 4日批语中的“米基顿”）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自卫，被迫予以还击。

8月下旬在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写批示：“林克同志：共两篇，六版一篇，七版一篇，都可看。”六版一篇， 指《我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一文，作者是哈尔滨经纬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张兆英；七版一篇，指《射电天文学—— 打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一文，作者是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副研究员王绶琯。

9月 1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晚上，在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罗瑞卿开会。 同日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关于开展增产令约运动决议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同志参考。”并批示：“尚昆照前例办理。”简报说： 凡是中央指示和公报、决议精神所到之处，都马上鼓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只要干部积极领导，马上就会出现新的面貌。我们坚决克服对右倾思想的调和主义，开展反右倾斗争，充分发动群众，为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9月 2日阅李富春九月一日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电话告富春：此件及前件〔2〕 均已看过。同意他们会议的安排。”李富春的报告汇报了庐山开会回来以后，国家经委、建委、科委和计委的党组传达和讨论 〔1〕库尔巴诺夫曾是第一个俄国公社的秘书。 〔2〕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 1959年 8月向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 170 1959年9月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中心是要把思想搞透，认识总路线，维护总路线。准备在九月十五日左右，争取先搞一个明年计划的纲要 （准备提出以钢为纲的三个不同的方案作比较）。 同日阅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八月三十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可转各省、市、 区党委参考。同时印发军委扩大会及外事会议各同志。”湖南省委的电话汇报说，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已于二十八日作了小结。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了今年主要产品的跃进指标。二、突出地抓当前的生产。三、对于生活安排问题，强调当前主要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四、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9月 3日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 4日晨，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九月二日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办理。”并批示：“刘、彭真同志即阅， 尚昆立即以电报发去，今日办完为盼。可不另印。”上海市委的电话汇报说：我们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举行的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讲话，反响很大，提高了干部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传达后会议准备分三个阶段进行：一、 首先搞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二、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步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觉悟。 三、认真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同日中午，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 同日为转发外国专家局八月二十六日整理的《苏联专家认

9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同日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九月三日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 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阅，尚昆办。另印如前示。” 简报说：省委全会八次扩大会议一致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认为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家各项主要指标是积极可靠的跃进指标。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在开始讨论我省粮食问题增产指标时，存在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目前全省工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极为迅速，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日就研究新华社九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

9月 7日关于请郭沫若修改《七律•到韶 ill》和《七律• 登庐山》两首诗，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 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 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十三日，再致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1〕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 8日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富汗副首 〔1〕指《七律•到韶山》的颔联（三、四两句）：“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9月 9日对彭德怀本日来信，写批语：“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 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幵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 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

9月 10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 11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团结的旗帜非常必要。讲团结，就要有纪律。所谓团结者，包括团结犯了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现在全国、全民族、 全党的任务是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有铁的纪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 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 178 1959年9月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_结。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 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 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所以，犯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把错误当做个大包袱，只要能改正就好。从前的人又讲过：“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就是说，犯了错误，好像是天狗吃掉太阳、吃掉月亮一样，人家都看见了，如果改了，人家都敬佩他。我们大来学点东西，要学马克思主义。 彭德怀同志提出学习的任务，我非常赞成，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学。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国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在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总而言之，活一天我就要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环境。还有，自然科学我也很不行的，也要学一点，现在又出了无数门的技术科学。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还是一样一 〔1〕见汤斌《汤子遗书》卷一。 〔2〕见《论语•子张》。

9月 12日听取杨尚昆汇报昨晚彭德怀同他谈话的情况。 同日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六日关于反右倾以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少奇、彭真同志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 报告说：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 但自六月份以来呈现节节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在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着一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 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主要行业和主要产品都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指标，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抓紧四季度，为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9月 13日中午，在中南海-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 陈毅、王稼祥、安子文出席。下午二时半会议结束后，一起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 14日上午，阅刘少奇九月十二日晨送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修正稿，批示：“此件看过，很好。 退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在附信中说：“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对此，毛泽东批注：“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这篇文章是刘少奇为 180 1959年9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阅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十一日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 批示：“彭真同志：请用中央名义写一复电给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 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我们对粮食的生产、征购、供销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召集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杨成武〔1〕、罗瑞卿、徐冰出席。 9月 15日晨一时半至三时，到北京火车站视察。对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内外上下各主要部分看了一遍，并向铁道部负责人和北京站工程设计负责人询问有关车站的使用、建筑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到母子候车室休息，同参加工程建设的南京工学院的师生和工程设计组负责人进行简短谈话。 同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到会七十八人。会议座谈关于反右倾、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 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座谈的 〔1〕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9月 16日下午，同王鹤寿谈话。 9月 17日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情况。 同日批示林克阅读当天《光明日报》登载的《试论中国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1〕一文。 9月 18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陈毅、薄一波、罗瑞卿出席。 同日晚八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时，在停靠天津的专 〔1〕这篇署名流泉的文章说，郭沫若在《蔡文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他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按照郭沫#的意见，中国农民起义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从陈涉吴广至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不曾提出土地问题，简要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 新的真命天子出现。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李顺、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就提出了 “均财富”、“均田”、“均产” 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篇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郭沫若说封建前期农民起义，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 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只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有一个“新的真命天子”出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认为，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生存和人身权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都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共同的。但在封建社会的前、 后期，农民起义也有它的不同特点：在前期因为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很重， 因此争取人身权利的要求特别迫切；到后期则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 而主要凭借土地租佃关系来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就显得突出了。 这种不同亦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后期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也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要求人身的平等地位，而前期农民起义所向往的 “太平”世界，也有“均贫富”的意味。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 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要求平均和平等。

9月 19日中午，到天津赵庄、红五星公社和曹庄公社看水稻生长情况。又到天津杨柳青农场参观。 9月 20日下午，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陪同下，到济南泺口视察黄河大堤。 9月 21日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分别汇报山东省第三个五年经济建设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在舒同汇报“三五”经济建设规划的安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在舒同汇报秋收后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时，毛泽东说：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问郑松: 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答：大辛庄大队今年的秋玉米亩产五百斤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 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 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冲一冲就没有了。漩涡也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就这样定了， 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下午，由舒同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陪同，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视察棉花试验田，看了大白菜、多穗高粱、红薯等农作物。随后冒雨视察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的一片玉米丰产田和玉米、大豆间作田。听说这一片丰产田的玉米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 他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个大跃进啊！ 184 1959年9月在观看玉米和大豆间作田时，又说：这样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 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毛泽东在田间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东郊公社的干部、社员代表共七百多人。 9月 22日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杨蔚屏、赵文甫等谈话。二十三日上午，继续同他们谈话。 9月 23日下午，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林铁、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钧等谈话。 9月 24日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邯郸国棉二厂。随后，到磁县成安镇（今成安县）视察棉田，接见植棉技术员和社员， 了解棉花的品种、亩产量及棉田的灌溉等情况。 在棉花方办公室休息时，毛泽东说：邯郸曾是赵国的都城，中国的五大古都之一。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产铁、煤、棉花、 粮食，邯郸有希望搞成一个大钢铁城。毛泽东又到成安镇粮棉厂视察，登上了棉花垛顶，看了轧花车间、清花车间、打包车间和种子库。毛泽东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河北要实现粮食自给。 同日晚上，到达保定。 9月 25日上午，在专列上同林铁、阎达开、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王力、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保定市委第一书记杨志昌等谈话。 同日下午，回到北京。 9月 2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 罗瑞卿出席。 同日晚上，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9月 28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林伯渠、罗

9月 29日下午，庆祝大会继续举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十二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刘少奇致闭幕词。 〔1〕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2〕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何香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4〕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 〔5〕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6〕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186 1959年9月 9月 30日上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 周恩来等去首都机场迎接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和部分团员。在前往钓鱼台迎宾馆途中，在汽车上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对帝国主义来说，问题是如何保持现有的殖民地。他们的摊子摊得太大了。他们的处境，好像一个人用双手在桌子上捧起了一万个鸡蛋， 顾东顾不了西，不是这个掉了，就是那个掉了。看起来我们有可能再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只要是在西方德国不闹事，在东方日本不闹事，仗是有可能打不起来的。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是德国发动起来的，一次是德国和日本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总会要搞点紧张的，但是这对于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我们两国都不需要战争，这一点我们清楚得很。我们需要同他#1 共处，哪一个也没想推翻他们的政权，我们只需要赢得十五年的时间。 同日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同赫鲁晓夫谈话。参加谈话的， 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苏方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 图波列夫、安东诺夫〔1〕等。毛泽东说：你是去年八月间来的。葛罗米柯同志是去年九月来的。一年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双方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军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撤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问题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 〔1〕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图波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飞机总设计师。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9月审阅吴冷西九月四日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为报告拟题《关于外国消息问题》，并批示: “刘、周、朱、林、陈毅、彭真阅，退毛。大多数兄弟国家是拥护我们的，朝鲜、越南、东德、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情况不清楚，似乎也比较好。”

10月 1日上午，去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前，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参加会见的，中方有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苏方有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说：在美国时，艾森豪威尔（2）曾暗示我， 让我和他一同到教堂去做礼拜。毛泽东说：我看可以去，但是要提出一个条件，我在你这儿上教堂，你到莫斯科后要到马克思、 列宁像前祷告。赫鲁晓夫说：上帝和《圣经》在美国人心中占很大地位。毛泽东说：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佛经我读过一些。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也是可以去的。巴格达什（3）上次来提过这个问题，表示不愿到清真寺去。 我当时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 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1〕麦克马洪线，是 1914年 3月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的中印东段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 9 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2）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3〕巴格达什，当时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0月 2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研究同赫鲁晓夫会谈问题。 同日下午五吋，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并宴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 194 1959年10月真、陈毅、王稼祥和苏方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参加。 会谈内容包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西藏问题等，双方争论激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说：我们正想给同志们念一念这次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记录，然后同信 〔1〕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指台湾问题——编者注）。翻译念完记录后，赫鲁晓夫说：正是由于记录里所说的原因，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才赶忙把这封信给我寄到中国来。毛泽东说： 信我们已经看了，他的中心意思是叫我们执行有节制的缓和的政策，就是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你说得对。信里有个意思， 就是说台湾问题不是永久不解决，而是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 这也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美国人是不想为台湾而战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来都讲>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总理就声明过， 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在谈判中， 〔1〕 指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的信。信中说：“我巳经考虑了您在星期日那天， 在戴维营关于中国问题和我所谈的意见。” “我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照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用武力吞并中华民国的领土，即：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岛屿。 您强调说， 您认为这个有关中国的严重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 “把您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关于中国所说的话和您关于德国问题 （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 所说的话对比以后， 使我感到不安。 您谈到必须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但是，您又说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中国合法地使用武力。当然，我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我看，两个问题都是国际问题。我已经表示愿意同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认真地讨论德国问题，希望达成和平解决，以利于我们两国和整个人类。我想，中国问题在相当的时候或许也可以这样解决。……我认为，有节制的温和的政策……更为必要。”

10月 3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 陈毅陪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舞和京剧。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美国、英国的工人情况和政党情况进行了交谈。在晚会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会见胡志明。

10月 4日上午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首都机场为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送行。十时，在首都机场休息室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只要有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事情就好办。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赫鲁晓夫说：对你们的公社我们是不大了解的。在初期，根据中国的宣传报道来看，有些中国同志是想否认物质刺激，确有想跨过社会主义原则的样子。我们那儿也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按需分配。毛泽东说：我们公社的原则，已经都写在决议里面了。我们在公社里也搞积累，不但公社搞积累，国家也搞积累。生产必须走在消费的前面。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的原则。 10月 5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彭真、 陈毅、王稼祥、伍修权等在座。 毛泽东说： 欢迎同志们，你们来是对我们党的支持，感谢你们。谈到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十年。我们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在过去十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成就的，可以说革命和建设是同时进行的。 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上。 200 1959年10月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方面。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 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 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共产党。再过十年、十五年，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世界和中国都会有改变。假如我们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的前途属于人民，不属于资产阶级。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 就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 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对蒋介石来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 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 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 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 台湾只有几百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 也不要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 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1〕、蒋介石参 〔1〕丘吉尔，1940年至 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任英国首相。罗斯福， 1933年至 1945年任美国总统。

10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 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 毛泽东说：从上次同你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 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这一点波浪，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闻都是亚洲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別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 202 1959年10月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高士说：虽然尼赫鲁在最近一次给中国的来信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那是因为他要讨价还价。尼赫鲁是渴望谈判的，因此谈判是会举行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毛泽东说：会谈是会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还要看一个时间。将来会谈开始以后，印度资产阶级可能还会发动几个浪潮， 为的是帮助他们谈判，同时压制印度共产党。你看达赖和他的集团有没有可能回到中国来？高士说：没有。他们已经放弃了回到中国来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对达赖是保留余地的，就是说， 没有开除他的职位。看来他是很难回来了。我们原来想稳定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因此答应西藏的上层集团，包括达赖在内，把改革推迟到一九六二年，到那时候再同他们商鲁，如果他们还不同意，可以再推迟。我们没有准备在今年进行改革，也没有准备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 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1〕已经从印度回来。 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 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谈到印度共产党的斗争和发展问题时， 毛泽东问：你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没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高士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口号， 〔1〕指桑顶•多吉帕姆。

10月 7日下午三时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 、陈毅 、 王稼祥、廖承志谈话。 同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客人，共七十七人。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 王稼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朋友们，欢迎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有很远的路，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我们是很大的支持。我们这个国家解放十年了，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但是我们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使经济发展起来，文化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支持。十年之前，我们是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是替殖民主义者办事，替帝国主义者办事，替他自己办事，不替人民办事。这十年来，我们开始办了一点事，但是还是很少一点。我们人口多，地方大，目前这么一点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计算，那就是很少的。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年来，中国曾多次受外国军队进攻，被帝国主义打败过多次，我们的政府同外国订了许多向外国屈服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印尼的人口、资源等情况，接着他说：我们经济还不太发展，我们受帝国主义剥削时间很长，解放前是很穷的，文化也不大发展，受教育的人很少，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解放后逐年在减少，但还有很多文盲。解

10月 8日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亚洲和非洲客人，共三十一人。 同日阅薄一波十月七日来信和附送的关于他的家乡山西定襄县和平人民公社情况的一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尚昆办。”薄一波的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也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 10日阅谭震林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十月六日关于解决河北水利问题的报告和他的附信，批示：“震林同志: 此件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河北省委的报告说: 根据主席最近在保定给我们的指示，河北省的水利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再搞两个冬春基本解决问题，把水控制起来的精神，我们对我省的水利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 206 1959年10月害问题； 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 为此共需国家投资十二亿七千万元，每年平均四亿元左右。谭震林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些工程必须做，但是否需要十二亿元投资， 能否节约一些，这是需要考虑的。 同日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10月上旬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八日关于赫鲁晓夫六日的讲话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三件请刘、周、朱、林、 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一阅，阅后退毛。” “值得一看，想一想。 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报告说：今天苏联报纸登载了赫鲁晓夫本月六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这是他从北京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引证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后，讲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讲话中还说“很喜欢同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这样明智的和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人交谈”。 同旬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九日关于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文章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刘、周、 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报告说：十月六日，塔斯社的《内部参考》电讯稿中全文转发了周总理的《伟大的十年》一文。九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莫斯科电台也据此进行了广播。摘登的情况如下：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对谈到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如何正确贯彻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

10月 11日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陈毅、章汉夫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是很友好的，我们两国人民间合作， 政府之间也应合作，虽然有小小的矛盾，但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 我希望印尼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的国家繁荣。有群众拥护，政府就有力量，政府要接近群众。苏加诺总统要注意安全。最近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伊拉克都发生了暗杀事件。请把我的意思带给苏加诺总统， 少数的坏分子是不顾一切的。苏班德里约说： 我们要维护独立的政策，有时是很困难的，我们多少是在西方包围之下的。毛泽东说：西方国家是有不良之心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做了，把政治、经济问题处理得恰当，它就没有办法了，当你们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是真正支持的。但是支持是相互支持，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东南亚条约把东南亚国家和我们隔离起来，使你们孤立，也使我们孤立。因此，我们同你们就要友好，我们同印度也一样，同缅甸和锡兰也是一样的。 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关系搞坏。各民族都要独立地发展起来，广大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压不下去的，有时可能有些挫折， 但最后帝国主义要把亚非国家压下去是困难的。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刚刚开始搞一点，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广大的朋友。 所以，很欢迎外长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我们谈一谈，这样很好。 亚洲国家之间寻找解决方法有时需要忍耐，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让他们经过一段时期，多少年后关系会搞好的。生活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改善的，而且一定会改善。有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也有困 208 1959年10月难，但是前途总是光明的。只要群众有信心，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就会逐步得到克服。各国有各自的困难，因此我们要互相支持。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 彭真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去世。 同日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三十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 “这是一个好文件， 发给各省、 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是：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 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 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认识到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力争高速度，大搞群众运动。 同日阅陈伯达十月九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陈伯达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 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十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三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上批示：“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 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中共中央十二月十三日将这篇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10月 12日下午，同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谭震林谈话。 10月 13日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陈伯达、胡绳等参加。毛泽东对任继愈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北大除你研究佛教外，还有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任继愈说：除我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说：那可不好。五百多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 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梁启超〔1〕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 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 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2〕 同日阅薄一波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批示: “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3〕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 〔1〕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2〕任继愈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亿毛主席的教导》一文中说，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 ，有宗教迷信的人，成为宗教的俘虏，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解剖宗教。“外行”是指没有宗教迷信的人，而不是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 〔3〕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写，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 1959年第 21 期。 210 1959年10月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 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报告说：石油工业经过反右倾、鼓干劲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原油生产节节上升，今年原计划生产三百五十万吨， 现预计可以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吨。今年石油工业又是一个大跃进。 经过今年的生产和群众运动的一起一落，对我们来说，教育最大、 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观大局，看主流， 辨风向。 二是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 报告说，明年决心至少生产五百万吨原油，并力争再多一些，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油生产指标。 同日阅李富春十月十二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我的想法是，禮今后若干年内， 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安排。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及附件〔1〕，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十五日，陈伯达致信毛泽东说： 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 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计委报告中的“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 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可改为：“贯 〔1〕附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

10月 14日晨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薄一波、王首道〔3〕等在座。毛泽东说： 你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你们的访问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你们一定看到我们这里还有许多缺点和困难，并非样样都好。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始想多、快、 好、省的问题，就在这一年提出了这个口号。一九五八年形成了党的总路线，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舍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不完整，还有个主语和附加语，主语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附加语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两部分就太长了，这两部分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把它省略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需要两年完成的现在只需要一年，甚至更少的时间。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也节省三分之一， 〔1〕1959年 12月 30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 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 〔2〕附件指陈伯达随信送上的 3 个材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和《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世界经济资料》第 51 期刊载的《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3）王首道，当时任交通部部长。 212 1959年10月但质量和过去一样。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 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我们曾研究过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农业公社章程，那时列宁很想搞公社，但没有经验，章程中有的条文不够妥当，如规定自留地一点不要，更严重的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将来，若干年后把私有部分逐步减少。毛泽东说：总的形势是好的，顺利的。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局部的、暂时的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近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要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不会跟印度打，也不会跟台湾打。但是，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归还中国是国际协定——开罗会议决定的，没有任何协议说台湾可以脱离中国，相反，国际协议规定台湾应归中国。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只是小的边界纠纷。争取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 关于朋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使关系更加密切。在两国贸易方面，我们交货交得不好，欠了债，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守信用。在工业及航运方面，我们得到了波兰的帮助，很感谢。 同日上午十时，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

10月 15日下午二时，阅李富春十月九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国家计委拟订的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现送上请审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各省市和各部委，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鉴于明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应当立即进行，建议在本月十八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毛泽东批示：“即退李富春同志：此件今天才收到， 〔1〕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 《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 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 4月、9月和 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 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 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 “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

10月 16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陈伯达、薄一波开会。 同日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月九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的第四次简报，起草批语：“这个文件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刘、彭真阅后发，留待周阅。”简报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宣读八届八中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听了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的录音，叶飞〔1〕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作了讲话。到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中央提出反右倾、 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10月 17日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10月 18日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开会，谈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 同日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野坂参三〔2〕率领的 〔1〕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1940年 3月到延安， 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 并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 1944年4月领导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日本。 216 1959年10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中共方面有刘少奇、周恩来、 彭真、王稼祥、廖承志等，日共方面有袴田里见、藏原惟人〔1〕 等。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你们就同我们一起作斗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 也是由于各国兄弟党的帮助，其中也有日本共产党。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不管历史上有过什么别扭，总的趋势还是要团结起来。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两党是团结的。特别是冈野进同志住在延安，曾同我们一道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过去的情况忘不了，那种受压迫的情况还没忘记。野坂说：日共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 毛泽东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 民族压迫的问题， 要把垄断资本看做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所以，你们把民族问题提到第一位是完全正确的，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样的口号是正确的。在谈到日本钢铁垄断资本想同中国做生意时，毛泽东说：有些对日本不独立的状态不满、想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我们表示欢迎。现在没有做生意，这是暂时的情况。浅沼〔2〕来中国访问时，我同他讲，没有必要悲观，这是暂时的现象，可能不久就会改变。我们并未以恢复中日邦交为前提，而只是要他们不要阻挠两国的友好交流，不敌视中国，不搞 “两个中国”。浅沼同意这个意见，石桥〔3〕也同意，他还提出了三个原则。野坂说：很想就最近美国动态特别是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公报发表以来的情况听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 〔1〕袴田里见、藏原惟人，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干部会（即中央政治局）委员。 〔2〕浅沼，即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在 1959年 3月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 ， 毛泽东3月1 8日在武汉会见他。 （3）石桥，即石桥湛山，曾任日本首相。

10月 19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道比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陈毅、谭震林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少奇、 周恩来、彭真、王稼祥、罗瑞卿谈话。 10月中旬阅彭真十月十五日送阅的赫鲁晓夫写信祝贺艾森豪威尔生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批示：“各同志阅。此件刚到。 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1〕，赫鲁晓夫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 〔1〕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为改善美苏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美苏双方在戴维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消除了美国方面对举行高级会议的许多反对意见，但这个问题还要在美国政府中以及同美国的盟国进行讨论。美苏双方达成了关于恢复讨论柏林问题的协议，但没有确定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时限。就裁军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西方国家应该研究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普遍和彻底的裁军计划。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人民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表示，他把访问苏联的时间，延迟到明年春天。

10月 21日上午八时五十分，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 10月 22日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帕巴拉• 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彭真、陈叔通、程潜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 现在障碍没有了。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 〔1〕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毅力。他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建立我们两国的正常关系 ，促进改善各国的关系。那些害怕和平共处的人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冷战。冷战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足以引起一场世界战火。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东西都要毁灭。我们必须执行和平政策，友好相处， 不是舞刀弄枪，而是要销毁武器。 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我们关于裁军的建议，美国也像我们一样，愿意全面裁军并实行监督。赫鲁晓夫的演说，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在 1959年9月3 0日《人民日报》发表。 220 1959年10月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1〕，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指程潜——编者注） 是国民党，他（指陈叔通——编者注）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待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 文化干部、 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 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 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 〔1〕后来中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 55 个。

10月 23日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 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康生、王稼祥、罗瑞卿等开会，谈国内外形势。 同日上午，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十月二十二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批示：“已阅。 222 1959年10月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尚昆同志：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报告说：中直机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已逐步地开展起来，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克服当前运动存在的缺点，中直党委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挂帅出马，抓紧进行; 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带头检查；反对不联系思想、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 同日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1 〕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 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尤金、米丁、艾思奇、冯友兰〔2〕等的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二十四史》、 《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著作、西洋史等，中国文学书籍 《楚辞集注》、《昭明文选》、 《古诗源》、 笔记小说等，佛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 同日晚十时四十分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 〔1〕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数学家、 物理学家。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 〔2〕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苏联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 11月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 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10月 24日上午，由刘子厚、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等陪同参观天津市街道工业展览，看了和平、南开等六个区的展室。又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观包饺子、做花卷的机器。晚上， 从天津到达济南。 10月 25日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由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拉丁美洲同志很热情，非洲、亚洲的同志也 〔1〕解学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明河，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省副省长。 （2）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市长。 224 1959年10月很热情，这有客观原因，都是受压迫的。中国也在受压迫，西方国家要孤立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这两个原因使中国人民要努力一些， 要组织起来，要依靠群众，只有这一条道路。巴西是个大国，有八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中国还有很大地方不能耕种，如高原地带。毛泽东问：亚马孙河两岸有人居住吗？ 普列斯特斯说：居民不多，交通不方便，全靠船只，有大森林。 这一带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现在最讨厌的是饥饿，人口很少，每平方公里只有半个人。毛泽东说：我们革命主要依靠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雇农，他们少地或没有土地。我们党从其基本的社会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直到现在，从前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农业工人是支持我柄的。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也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上中农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要用说服的办法对待上中农， 以便使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也可以孤立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通过教育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支持我们，其余百分之十是旧地主富农和一些上中农。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成就。将来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超过英国，这是好事，但这点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英国只有五千万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一定要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上同英国比，赶上或超过以后才能说解决了问题。要这样做不是几年或十几年时间的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准备五十年，已经过了十年，还有四十年。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有了和平的环境， 在国内政策上不犯大错误，在这样条件下可以达到上述目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认识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如你们认识巴西也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同自然界斗争，要搞技术革命，是新

10月 26日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到英共的看法。你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没有和平过渡。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 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 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 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 226 1959年10月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 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当天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10月 27日下午，从徐州到达合肥。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1〕等谈话。晚上，住稻香楼西苑。 10月 28日上午，由曾希圣、黄岩陪同参观中共安徽省委的“试验田”——东风钢铁厂，看了炼钢车间和轧钢车间。下午，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六业倶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 10月 29日上午，由曾希圣等陪同乘汽车从合肥前往长江边的裕溪口（属芜湖市）。下午，从这里乘船到马鞍山。参观马鞍山钢铁厂，看了破碎车间、电炉车间、转炉车间、耐火材料加工车间和炼焦厂。参观后，在曾希圣陪同下乘专列离开马鞍山，当晚到达南京，停车休息。 10月 30日在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海的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顺元、惠浴宇、陈光〔2〕和南京市委书记彭冲等谈话，曾希圣参加。毛泽东问：你们情况如何，比较夏季有些起色吧？江苏负责人答： 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也有两心两意的吧？答：极少数了。毛泽东问：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群众中间，干部中间，还要辩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彭冲答：有。最近附近郊区支部书记排队，问题不 〔1〕黄岩，当时还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2） 刘顺元，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 2月任常务书记） 。 惠浴宇，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10月 31日晨，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九月五日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 〔1〕材料。阅后写信给吴冷西：“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 〔1〕这个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 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 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 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 17 头发展到 257 头（其中户养 77 头）， 每户平均 6 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230 1959年10月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 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專。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 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 使人看了极为高兴。 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 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 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 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 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 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 “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 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今年巳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上午九时，为排印这封信，致信柯庆施：“附件请印二十

10月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6〕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 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7〕指王延春等1 9 5 9年3月2 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中共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

11月 3日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彭真、 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1〕开会，讨论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印边界问题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等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 宣扬和平主义，散布战争恐怖，迷恋首脑会议，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件〔2〕表示非常遗憾。王稼祥说：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 策略上有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称之为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搞下去。而赫鲁晓夫现在的确是迷恋这些，正在兴头上。这么一种政策是带有危险性的。 毛泽东说：各种各样嘛，讲和平的讲和平，讲斗争的讲斗争， 〔1〕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2〕1959年 10月 21日，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印军分两路向中方阵地实施包围，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 232 1959年11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外国的帝国主义、 本国的帝国主义走狗，对他们不斗？美国的企图就是要把整个世界的革命浪潮压下去。现在看来，所谓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1〕为止，杜勒斯一死，美国的策略要变。苏联想避免氢弹战争，我认为是对的，这个东西真正打起来不好。问题是美国在集中搞导弹，它要超过苏联。所以， 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 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彭真说：赫鲁晓夫是迷恋于这个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就总想吃。毛泽东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不过， 赫鲁晓夫这一套，现在不忙去驳，看他几个月，看一个时期再讲。 接着，周恩来、雷英夫讲了印度军队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被击退的情况。毛泽东说：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内的，各退十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 〔1〕杜勒斯于 1959年 5月去世。

11月 5日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出席华东协作区会议 〔1〕，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 7日晚上，同王稼祥、胡乔木、浦寿昌谈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尼赫鲁的信。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 〔1〕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毛泽东 1959年 11月3日在杭州同周恩来等开会时说： 我 10月 29日到马鞍山的时候，柯老知道我从合肥到了马鞍山， 就打电话请曾希圣到上海。上海有叶飞医病，我见了他；江西的杨尚奎也在上海医病，我也见了。我说，你们索性把山东的舒同、江苏的江渭清也找来，在上海开会。先在上海开 4 天，然后到杭州来开 3 天， 我也来参加一下，看看你们怎么搞法。 他们说有个煤的平衡问题 。 他们1 1月1日开始开会，后天（5日）到杭州来，我跟他们谈谈。

11月 8日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关于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汇报，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 10日为转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一月五日的报告， 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我们认为此件很好，请你们考虑仿照黑龙江的办法召开一次财贸六级干部会议，由省、 市、 区党委切实抓紧会议的领导。首先由你们详细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并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发各省、市、 区，另印发中央各处。”报告说：我们于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全省财贸系统的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在财贸工作中反对右倾思想并加强工、农、林、交、商的协作，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 同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介绍印度对周恩来致尼赫鲁信的反应。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政治记者报道，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两国武装部队各从实际控制线撤退十二英里的建议。路透社新德里九日电， 据印度政界人士今晚说：“尽管周恩来的建议具有据说是‘令人失望的’性质，但是政界人士仍然认为他的信件比以前的信件富有和解精神。”毛泽东说：印度政界人士这样说，是值得注意的， 他们认为是富有和解精神了，那就不是侵略精神了。总而言之， 现在不说是侵略了。我们的确是和解，继续冲突有什么理啊！这 236 1959年11月两次冲突谁也不知道，就冲突起来了。第一次冲突不知道，第二次冲突也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事后还隔一个时间才知道。向后退的事情，我们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退，但是这个退，是你也退我也退，不是我一方退。只要西藏问题解决了，就剩下一个台湾问题了，台湾拖他几十年吧。台湾问题还要想一想，想个办法出来。当王稼祥说到美国外交官们对周恩来建议会见尼赫鲁来解决边境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时，毛泽东说：他也不得不讲外交官们私下对我们这封信特别感到兴趣。合众社说周恩来的信采取了比过去中国人解决边界纠纷一向的态度较为和解的精神。打仗谁都怕，但是你单怕有什么办法呢？怕，他也要打，尽管你怕得要死，他还是要打。你这个怕有什么用处呢？那么，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们是不发动战争的在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财贸问题很值得注意，财贸问题是一个薄弱环节， 因为在人们的概念里总是抓工业，要么就是抓农业，而财贸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可是财贸问题和人们的生活很密切，过去不是市场紧张吗？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各省都应该学习黑龙江省委的办法，他们是省委第一书记主持财贸会议，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样能被人们重视。不要一个省只有一个财贸书记管一下就行了， 各省要抓一下财贸工作。各省还要抓军事，特别是华东的福建、 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军队负责人参加省委、地委的会议，军队要参加地方建设工作。为了多养猪，目前要大力发展猪饲料，各地应搜集资料，看什么东西是猪的好饲料，加以推广。 11月 12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境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 柯庆施、 曾希圣、 江渭清、 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王稼祥说： 被俘的印军十六号以前释放比较好。毛泽东说：可以早一点放， 不一定要等到十五号，空喀山口那些俘虏十二号放就可以，通知

11月 15日晨一时半，致信柯庆施：“此件〔1〕极好， 请看一下。如有省书（即省委书记 ——编者注）同志未走的， 请你递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交王稼祥同志看一下。然后，交江华同志看一下。在两天内看完，由江华退我。我准备请中央转发全国。” 11月 16日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致信周恩来、彭真： “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文件和柯庆施同志给中央的报告，现寄上， 请予审阅。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予批复。同时可以转发各协作区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至于各协作区是否仿照华东办法在十一月内开一次会，由各协作区自己酌定。如果他们觉得十一月时间仓促，准备在十二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协作区会议，较为方便，我想也是可以的。华东此次会议的纪要，共五件，我已看过，觉得可行，建议中央予以批准。” 华东协作区会讨论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一九六〇年要力争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二、关于工业生产。一九六零年一定能够获得继续大跃进，要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挖掘劳动力的潜力。三、关于财贸工作。财贸部门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首先必须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进一步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四、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必须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积极筹办新的高级中学，办好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 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中级业余学校，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 〔1〕可能指安徽省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材料。材料介绍了这个农场采用在种饲料的地里直接放牧养猪、肥田的办法，收到良好效果。 240 1959年11月性，增加必要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尚未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应当积极筹备逐步加以健全和充实。五、关于反右倾斗争。要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今冬在农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

11月 22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彭真、柯庆施、王稼祥、 胡乔木、雷英夫、何英〔1〕、浦寿昌等出席。 11月 23日晨二时半，阅十一月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特第一期）后， 批示彭真：“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11月 28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 k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雷英夫、何英、浦寿昌等开会，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来信的复信问题。 11月 29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养猪问题和给尼赫鲁复信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和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 欧阳钦、林铁、张仲良〔2〕出席。这次会议决定将华中协作区与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由陶铸任协作区主任，王任重任副主任。 同日阅张劲夫〔 3 〕报送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 ， 〔1〕何英，当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1960年 1月任西亚非洲司司长。 〔2〕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1960年 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3〕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1月 30日-12月 4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彭真、李富春、李先念、 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安志文〔2〕、柯庆施、李井全、陶涛、王任重、林铁、张仲良、王世泰〔3〕、欧阳钦、江华等出席会议，林彪、陈毅、贺龙、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谭政出席了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 11月 30日审阅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计划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对提纲中的一九六〇年计划粮食达到六千五百亿斤、棉花六千万担处，打了两个问号。在提纲讲到一九六〇 年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较一九五九年增加的绝对数都是很大的， 其中“钢四百八十万吨左右”处，批注：“实际可达到六百万吨以上。” 同日下午，在杭州饭店三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回报。李富春谈到一九六〇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工业生产方面的国民收入都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时，毛泽东问：明年看涨，为什么？李富春说：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农业总 〔1〕 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 〔2〕 安志文，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3） 王世泰，当时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42 1959年11月产值照原来农业书记会议上的安排，粮食是六千五百亿斤，棉花是六千万担，以这两项为纲是九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亿元增加百分之十七。毛泽东问：如果减少呢？陶铸说: 绝不会减少，可以增加的。毛泽东问：可以增加？李富春答：明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亿斤。毛泽东说：可以嘛，现在横竖是我们的指标，你明年超过，大家高兴。你现在又搞这么多，结果明年又完不成计划。你看，今年粮食要搞七千五百亿斤，结果搞了五千四百亿斤，二千一百亿斤不见了，这不是看涨，是看跌嘛！ 你明年搞这么多，结果达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 百分之十就算跃进嘛！你先不要搞这么多。李富春说：棉花增加七百万担。毛泽东说：明年增产七百万担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这个还要斟酌一下。在李富春讲翻明年一季度基本建设的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说：控制得了吗？你说控制，结果他不控制。控制上马项目的办法， 一是控制材料，一是一定要审批。 在李富春讲到农业生产时，毛泽东说：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 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同日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关于重庆副食品生产会议的报告和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李先念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各大中城市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成绩很大，主要表现在蔬菜生产已经基本自给；少数城市的肉食供应按照现有的较低的消费水平，已经做到基本自给，多数城市也有所改善。今后一个时期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 提高和适当发展蔬菜生产；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积极发展油料、水产、 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过去的重点是解决

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2） 刘澜涛 1959年8月2日给彭真写信说： “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 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 “这本小册子 ，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 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这个小册子，节录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十月革命四周年》、《伟大的创举 》 、 《 反对抵制 》 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 ， 后来发表在1 9 5 9年8月3 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1959年第 17 期。 150 1959年8月批语指出，编辑这个小册子“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 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小册子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今日大会情况和明天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 张德生、曾希圣出席。 同日关于建议读两本书，写信给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各同志。信中说：“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 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 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 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 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11月作《七律•读报》：“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

12月 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尽管满天都黑了，只要中国不黑，那是黑不了的。庐山会议以来，进行了很大的斗争，比哪一次都深刻，现在一般形势好得很，证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一般不过百分之十，是百分之几，至于个别问题看不清楚的，那就难说，有的是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着，周恩来谈赫鲁晓夫访美问题，他说：一系列的事情，说明苏联是步步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对待赫鲁晓夫，没有像蒋介石对待王明那样“一个巴掌打出来”，而是把他请进去，吃两块糖，给个诺言说开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说：苏联卫星上天，本是好事，可是它政策摇摆，美国已看清，即利用这个摇摆，来争取时间。毛泽东说：美国准备用三年，把导弹发射赶上去。铀美国本来就多，那时导弹就比苏联更多了。周恩来说：风都向我们刮，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扩张主义、战争贩子等等，这种情况大概要继续三年。毛泽东说：世界上，人民受压迫，大多数不反华反共，而是亲华亲共的，一时可能受迷惑。邓小平说：我们同赫鲁晓夫是一系列的分歧，思想体系的分歧。毛泽东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那样做，哪个阶级欢迎啊？邓小平说：赫鲁晓夫的根本思想是二十大，《莫斯科宣言》实际是对二十大的修改，但是他不认账。他现在用一切办法 244 1959年12月压我们向他“对表”〔1〕，向二十大“对表”。过去是内部讲， 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公开讲了，并且出无头告示。他的目的是压我就范。马列主义原则不能让，顶住，方法是不公开，但原则要讲， 一些语调不一致，不可避免，只是不冷嘲热讽，不放暗箭。刘少奇说：赫鲁晓夫现在公开与我闹翻，指名骂，看来还不敢。毛泽东说：那也难说。他一怕中国，二怕帝国主义，三怕东欧国家不听话，四怕尼赫鲁等人被右派代替。在北京遭到冷遇，在戴维营得到温暖。刘少奇说：我们要准备应战，从理论上准备。毛泽东说：这种错误，他们国内自己纠正比较好，外国来纠正不好。刘少奇说：他自己纠正有困难，不过可以收缩一些。毛泽东说：他会收缩的，因为帝国主义在，还会整他的。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董技术不重政治， 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 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刘少奇说：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阶级斗争，这有三条路线，一是积极准备过渡，一是永久停于社会主义，一是恢复资本主义。毛泽东说：看来第一种人占多数。我在武汉讲过， 我们不要先于苏联进人共产主义，等也可以，但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等十年犹可，再等就不利了，对生产不利了。 〔1〕赫鲁晓夫 1959年 12月 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 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12月 3日晨三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林彪、毅四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去广州，明日林彪可到。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12月 4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会前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他在讲话中说：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目的是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 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 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 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 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 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 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 246 1959年12月这样坚持下去？可能已形成系统，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就这样坚持下去，还要看一下，也可能有改变，自己改或别人来改。 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不团结不堪设想。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政策，有消极的方面与积极的方面。 农业、工业下放，七年计划，这是人民的要求，也受我们一些影响，虽然不提大跃进，但也在加快，也对我们的表。我跟大家的口径有些不一致，对赫鲁晓夫比大家估计得好一些。想想历史， 也有下面这样一些一个指头的事件。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同时提出和平过渡论。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一论》犹可，《再论》使赫鲁晓夫恨透了。一九五七年我们整风反右，他实际上反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他是不同意的。这一年秋天的《莫斯科宣言》，实际上是批判了他。他的两次稿都拿出来了，人家都知道用的是我们的稿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苏共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中印边界事件， 他们发表塔斯社声明， 全世界资产阶级看了都高兴。 全世界反华反共运动，除印度以外， 还加上印尼反华。反华大合唱，调子不同。苏联射了好多箭。反华大合唱还会唱。我们准备被孤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能得到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许多共产党的拥护。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 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

12月 5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康生汇报文教书 248 1959年12月记会议情况和美国记者斯诺来中国访问问题，周恩来、彭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 12月 6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林彪、贺龙、罗瑞卿、谭政开会，谈军事问题。 12月 7日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 10日自本日起，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 〔1〕 、田家英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读书地点在杭州刘庄丁家山或南屏游泳池。在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了一些批注。以下是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本日下午五时半至晚八时，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 〔2〕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 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 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 〔1〕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文内的横线，是照毛泽东读教科书时画线处标出的。下同。

12月 11日下午四时五十分至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 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 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 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 〔1〕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 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1〕 见列宁 1917年 11月 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

12月 12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 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 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 〔1〕。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纟备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 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 〔1〕见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256 1959年12月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 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12月 14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 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 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 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木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

12月 15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教科书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 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 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本教科书， 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 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 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另一个缺 258 1959年12月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在读到教科书说“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时，毛泽东说: 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教科书说“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魉”，并引述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 〔1〕。毛泽东批注: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政权初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 时， 毛泽东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 （1） 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12月 16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幵始读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260 1959年12月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 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 ” 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 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读到教科书说“过去中欧和东南欧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成为拥有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的工农业国”时，毛泽东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末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工业化的政策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 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

12月 17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 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时，毛泽东说：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瞥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教科书说：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对最后一句话，毛泽东批注：“完全不对。” 12月 18日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

12月 19日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教科书这一章的“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这一节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 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时，毛泽东说：这句话说得不妥当> 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段落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 “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 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追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 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

12月 20日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参考。可登党刊。”并批示：“送彭真同志酌办。”报告说：上海召开了全市养猪工作大会，根据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指示作了动员报告，广泛交流养猪先进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市委最后确定了明年郊区农村以猪为主的全面发展畜牧业计划，实现一亩地一头猪，并作了具体安排。 12月中旬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二三号刊载的《黑龙江省各城市基本上实现公社化》 的材料，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陈、 胡、邓、田、林〔1〕阅，退毛。”材料说：黑龙江省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去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现在哈尔滨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市区和街道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政社合一的道路。 同旬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三二号刊载的中央财贸工作部关于在最近召开几个会议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各同志〔2〕阅，退毛。四 〔1〕 陈、胡、邓、田、林，指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2〕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272 1959年12月川江油县工作做得好。”报告列举了最近要召开的几个会议，其中有江油县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议。报告说：江油县银行在农贷工作上，积极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工作上，派专人常驻穷队，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帮助到底。在储蓄工作上，大办食堂储蓄组，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开支。县财政部门各级都订了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困难，帮助公社发展多种经营。 12月 21日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那几个自然段时， 毛泽东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讲机械化的最高阶段是生产的自动化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 在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 时，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原子能是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顶峰。苏联是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

12月 22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 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 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赡养老义'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 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 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 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

12月 23日下午五时十五分至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 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 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12月 24日——26日每天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天读了第二十六章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的大部分。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 “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 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 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

12月 27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二十二日编印的《 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五八号后，批示：“此件极好。各同志〔1〕阅。上午看过，下午讨论一下。用后直接退毛。请田家英同志找人民公社北戴河、武昌两个决议，下午带来，为盼。”这期简报刊载三篇材料：《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 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 《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在第一篇材料谈到东北三省“估计大多数公社在两三年之后社有经济就可以占取说勢”处，毛泽东批注：“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同日阅一份介绍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情况的材料，批示：“印十份，交我为盼。高智办。”这份材料说：在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人当中，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另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而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人，则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是唯心的。 双方从老子书中引证的话，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另一部分是各不相同的。材料对双方引证的话作了介绍。 同日阅中共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生猪发展情况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 市、区党委参考。用后退毛。”江苏的报告说：省委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于发展生猪生产问 〔1〕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12月 28日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并开始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 毛泽东批注：“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命称号和列宁奖金”时，毛泽东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 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 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 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 288 1959年12月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12月 29日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并开始读第二十九章 《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 毛泽东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 “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 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 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

12月 30日晨 ，写信给李讷〔 5 〕： “病好了没有？想你。 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 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 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同日下午六时至晚十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并开始读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 〔1〕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曹子谷，即曹典球，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3〕 钟学坤，当时是庐山疗养院护士。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得到毛泽东书赠的一幅《七律•登庐山》手迹。同年 9月，她写信向毛泽东问好，并求教这首诗中的一些词语。 〔3〕孙燕，陈玉英的女儿。陈玉英 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 1930年 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4）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2月 31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 重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纯收人就转人按这种比较低的价格买得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在消费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 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 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 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 谁也不愿意、 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 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 那末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 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同日阅胡乔木本日晨七时送审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稿 《展望六十年代》 。社论稿说：“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诚然， 就在那时，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将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 294 1959年12月的，同英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 12月作《七律•读报》：“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同月作《七律•读报》：“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劳民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 同月作《七律•改鲁迅诗〔1〕》：“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暧，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同月对新华社十二月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三期刊载的《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社工业问题》 的报道，批示：“此文请阅，送各同志〔2〕。退毛。”报道说：

1959年 2月 583 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也要调查研究， 善于发现、揭露、解决问题。他说：这个农业究竟踏实不踏实？ 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一亿担棉花，还有油料、麻，还有猪、鸡、 鸭、蛋，还有大牲口。武昌会议这个指标完不成，其结果只好报笔假账，说有那么多，会不会搞成那个样子？不要搞成那个样子就好，要争取超额。今年的备耕，一为水，二为肥，三为土，要搞水、肥、土，中心是土，将来八字宪法应该改一下。过去因为灌溉问题非常突出，把水提到第一位了，再过一两年，就要把土放在前边，把深耕、改良土壤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肥，第三位是水。毛泽东说：还有两个问题想说一下：（一）现在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是没有大跃进，讲得一塌糊涂。这一点就必须要警惕。 在整社过程中间，检查工作过程中间，一定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并且首先要自己作点自我批评，立刻改正。不能不让群众说话，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缺点错误说成是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的程度，或者两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对干部，除了极少数之外，一定要作出恰当的结论，要保护积极性，不然工作就难做。 民愤很大的人，不加以处罚是不行的，但是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们要坚决保护。（二）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不甚了解，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怎样搞才叫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李富春同志提出主观计划合乎客观规律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不讲成两件事，是两件事的对立统一。主观能动性必须反映客观实际。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我们经常做事，要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脱离客观规律（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就要受挫折，要失败。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在这一部分问题上，我们是脱离了客观规律，我们过去 584 1959年 2月安排缺乏这一方面。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在我们国家是可以搞大跃进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我们找了几个相互关系（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年成都会议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看起来，这三句话是好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就是搞物质工作、 经济运动，要多、要快、要好、要省。当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 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我们在实践中间展开斗争，才认识客观实际，才认识什么叫做有计划按比例。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找到了道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基本上是适合的，这是正面的，但要说明有这么几点：劳动力浪费；副食品、多种经营、轻工业、运输业，有些是没有注意，有些是注意不够，以致引起供应不足或者失调； 基本建设上马过多了一点。这些东西应该引为教训。可能我们在武昌所定的四大指标及现在规定的各项指标，是基本适合的。但是，我们定的这些指标也可能不完全适合，这一点要讲清楚。经过努力，硬是做不到，你有什么办法?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于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没有完成计划，我们从没有完成这方面得到教训。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矛盾就展开了，就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了。不适合怎么办呢？我们就改。我看永远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这比较抽象，问题是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在实践中才能解决。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开始接触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1959年 2月 603 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 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 (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 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 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 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 604 1959年 2月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 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 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 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

1959年 2月 607 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 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 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十二月我们不感觉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所谓全国一盘棋者，首先第一，应该安排社员的生活，因为他是几亿人口。瞒产私分，不是几个干部的问题，没有群众拥护，他分得了？但是，部分的有本位主义，还有贪污，那另外处理。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1〕一、所有制问题。现在基本上还是小集体所有制，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那样就危险， 就跟小集体冲突，他就瞒产私分，放哨守卫，不如承认他合法， 他生产的嘛。有些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向农民让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不是。现在是我们要得太多， 买了东西钱交给公社，不交给生产队，这不对。不能拉平分配， 不能积累过多，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几年过渡。粮食，生产多的多吃，生产少的少吃。要有几年工夫，逐步把穷队富起来， 使他跟富队看齐。不要去砍富队的补穷队，而是要扶贫队跟富队看齐。总而言之， 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 倾冒险主义。现在的所有制只能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经过一个过程，逐步发展到反过来，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没有 〔1〕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月 28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 7 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 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谈到晚上九点多钟。 608 1959年 2月这个过程不行。基本上不是一个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阶段，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是公社集体化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即按劳分配的过程。我在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 不是本位主义， 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 产品是他生产的， 是他所有， 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办法，我看是要开个六级干部会， 河南现在正在开。 他们原先开的是四级， 省、 地、县、公社，现在我跟他们商量，加两级——管理区和队，这个对台戏就好唱。二、劳动力分配问题。现在农民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拿走了。目前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 副、渔）劳动力分配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把这个太多的部分坚决地减下来，充实农业，不然很危险。现在农村里许多生产队只剩下老弱和妇女。三、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穷队、富队、中等队，因此，吃粮和工资的分配，也应该有差别。 一九五九年要向农民宣布公社的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十八，连同国税百分之七，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四分之一，以安定人心， 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 以利于春耕， 使农民心中有个账。 四、 干部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群众打成一片了。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改善关系。 同日阅中共山西省委二月十七日印发的省委第十一次全会

1959年 2月 609 通过的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批示：“即刻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借作参考。这里印的，斩头去尾，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略去了，中间二、三、四、五节， 是精华。着重地读第三、第四、第五节，是讲得很好的。”山西省委决议的第二节主要讲的是，整社必须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动员广大社员为成倍地增长工农业产值而斗争；工业生产要和农业的发展密切配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要大大发展商品性的生产， 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增加公社的现金收人。 第三节主要讲的是，要解决好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第四节主要讲的是，在这次整社中，必须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第五节主要讲的是，在这次整社中，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 毛泽东在这几节中写了一些批注。第三节说“必须批判只顾公社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社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和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 社员分配过少， 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需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第五节说“公社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必须根据工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 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作统一的安排，规定适当的比例”，毛泽东在“农业”之后加括号批注： “农业应放在第一位，要占有最大部分劳动力，在没机械化以前， 应当如此。”第五节说“在一九五九年，我省用于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当占到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毛 610 1959年 2月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括号批注：“很对。”第五节说“每个公社的行政管理费，全年不得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四”，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就对了，行政人员服务人员就有了限制，不致浪费了。”第五节说“一切生产建设事业的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防止和反对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现象”，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是大事，有关积累，不可等闲视之。” 同日阅二月十九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九期刊载的《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 不但一九五八年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反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 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文中说“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好，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后一切都要归公’”，毛泽东在“一些”之后加括号批注:“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文中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 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 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各个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瞒产的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查清问题的真相后，县委和工作组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深人的思想教育，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分配和统购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益仍以大队（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实行 “三包”超产归队的办法；统购任务以农业社为单位结算；绝不无代价地调拨粮食，私人存粮一律归个人支配。这样，不少大队的闹粮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959年 3月 613 邓小平同志：请你安排三月三日在郑州我跟拉丁美洲各国同志们会见，请他们二日由武汉飞到这里，三日上午请吴芝圃同志替这些外国同志安排一次参观，看看人民公社，我要在三日下午或者晚上才能见他们。此信请胡乔木同志替我在会上宣读一遍。” 同日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 李先念、谭震林、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舒同、江渭清、刘子厚、陶鲁笳、吴芝圃、周小舟、张仲良出席。毛泽东作第三次讲话。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适用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内部，也不仅实行于全民所有制的产品跟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之间，而且也实际上实行于国有企业各部门之间。世界上的东西是相互交换的，大体是等价。 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破坏经济秩序。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邓小平：上午我们议了一个提法，是这样几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等价交换不要一句？没有经济法则？有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 614 1959年 3月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开头我放炮，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转来。究竟所有制基本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头一天那几个小时，弯子转得太陡了，但是第二天就不同了，第二天就感到弯子并不是什么一百八十度。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要转这个弯子，现在已经想通了。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 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现在有些人说公社权小了。我看公社权并不小，过去是太大了，包而不办，办得天怒人怨，现在要放一点，下放以后权还是大。你现在包那么多， 像我们中央过去那个蠢办法，把什么东西都包到自己身上，不晓得放到下面去。现在一放，轻而易举，事情还是做不完。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顶多一个星期。你越钻进去越不通，满脑筋尽是那些东西，就钻不出来了。了解一个公社，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而不超然很危险。有些人在一个乡村搞半年，还是那么一点结果，反而搞糊涂了。无非是一些要点，一些关节，抓到这些东西，跑一跑，问一问，看一看。没有一点印象，没有感性的东西，也不好。明天要议一下公社究竟要统几项。（陶鲁笳： 向下传达的时候，主要的锋芒是反平均主义。）不是只反平均主义， 还有一个过于集中，你们还是想反本位主义？（王任重、陶鲁笳： 干部里头的本位主义要批评。）你只要不反五亿农民和所有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那可以。我赞成反那一部分本位主义，而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 那股风一来，幸得他瞒产。要把什么叫公社所有制加以解释，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反对拉平、反对过分集中， 就没有理论基础了。目前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

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起草文件有二十天时间尽够了。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上午八时，第三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1〕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2〕，以昭慎重。我的讲话稿，即刻付印，你们收到，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交与各同志带回去。因此，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吴芝圃同志：今、明、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小平同志：今天我不能见任何 〔1〕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2〕指 1959年 3月 1日郑州会议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 12 句话。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将 12 句话中的“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 并增加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两句，形成了写入《郑州会议纪要》的那 14 句话。 616 1959年 3月外宾，明天（三日）才能见他们。”“请你们阅读昨天（一日） 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吴芝圃同志：今天（二日）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请于明天（三日）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使他们能够带回去。以后几天的记录，请用‘航快’直送各省、市、区及中央。” 同日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 增加今日从北京到达郑州的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薄一波、陆定一、康生、萧华。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中央的同志都坐到我这边。你们（指出席会议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编者注）都坐到那边，我们对面，我要看你们的脸。 〔1〕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他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斛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 “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你们讲那个话，我觉得也对，党委书记究竟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这是个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说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不要本位主义这个帽子，部分的要。确有本位主义，说而不服，屡教不改，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还有余，他不完成，应该积累的他不愿意积累，这一部分本位主义的帽子我们随时要拿到手里。但是，不要说五亿农民和成千万的基层干部（生产大队、小队的正副队长）都是本位主义。对我的讲话，我又把鼓励那一部分加了一点。现在主要是县、社这两级跟下面顶牛，这个东西一来，他们就灰溜溜的 〔1〕王任重日记记载：“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颜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

1959年 1月 623 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 农民势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能吃就完了，不要扩大再生产。因为他没有余力投资，他不能积累。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永远也不能绝对消灭， 总是有差别的。有了三年、五年、七年，公社的积累一年一年增多，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穷队发展起来，现在的基本的队所有、部分的社所有的所有制， 就可以反过来，变成基本的社所有、 部分的队所有的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我看永远存在。那时公社逐步集中就多了，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 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 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 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 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我看它高兴，它没有跑的必要。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么一点。 郑州会议记了我的讲话， 将来可能有一点修改，或者我将另外写一点东西。比如伙食与工资的比例，这个问题就没有讲。有些字句，有些文字，还要写妥当一点。现在已经发的这个东西〔1〕 ，当做初稿好不好？但是你们不要等我那个东西，基本观点不会变的，你们放手去做，将来无非是更恰当一点，更完备一点。 会后，毛泽东同一些省委第一书记进行交谈。他说：六中全 〔1〕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624 1959年 3月会就是缺乏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 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这是个认识问题，一步一步深入，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 才能解决矛盾。分析要有一个过程，发现矛盾开始是感觉性质的， 分析才到理性阶段。解决矛盾就是进入综合阶段，你解决问题得一起解决， 得各方照顾。为什么这些干部瞒产私分，决心那么大， 行动那么迅速？就是五亿农民支持他。而公社，以及我们，在一个短时期，几个月时间，就脱离群众。不是全部脱离干净，总而言之是相当脱离。脱离一部分，他就不卖给你东西。在实践中， 客观世界要反映到我们主观上来。迟早要反映，已经五个月了。 要说服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有一个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 不能拦路抢劫，这样公社才能发展比较快。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武昌会议是搞清楚了的，但没有哪个理会。现在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人力、物力、财力不能不等价交换。还有个城市办公社问题，我就想不通。我在天津跟他们讲过这个问题，天津他们说要办一个统一的公社，我说你已经是个公社了，你还办什么公社。我看县城可以搞，其他城市已经搞起来了的，不要动，不要又一股风吹掉了，还要试验试验。 没有搞的暂时不搞。大城市现在不要搞。 同日 《郑州会议纪要》（《郑州会议记录》的第一部分）定稿。毛泽东亲笔书写一份，全文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 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

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 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写信后批示：“小平同志：附信，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叫尚昆务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太迟了，故写此信。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迟一二天方回你处。” 同日中午十二时，对曾希圣报送的关于安徽省六级干部大 628 1959年 3月会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安徽的经验》的批语：“曾希圣同志三月八日二十四时报告，九日上午收到。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三月九日开始， 十八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 安徽大会人数竟达一万多人，内观潮派有一千多人，手面很大， 没有怕鬼思想。共产党人如果怕鬼，那就不像样子了。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以为参考，西藏除外。”曾希圣的报告说： 安徽省三月四日至六日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六日至八日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定于九日到十八日开六级干部大会， 到会人数为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书记会议，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县委书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时、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不少的顾虑。 同日下午一时，对中共湖南省委报送的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写题为《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的批语：“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 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 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

1959年 3月 633 队干部分析去年“共产风”刮起来的原因有三：一是自己认识糊涂，把“共产风”当好风；二是害了“传染病”，互相传染；三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去的。公社一级的干部发言不多，省委已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再一次说明责任主要由省委负，解除他们的顾虑，但也要他们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大胆发言。 同日下午四时，关于给达赖喇嘛复信问题，致信中共中央。 信中说：“十四日以谭冠三〔1〕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 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 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 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 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 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同日下午六时，对中共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批示邓小平：“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及王任重同志的报告〔2〕，今天上午已送一百份去北京，请你即看一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作参考。主要是《决议》，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与河南的办法有所不同。如你认为可发各地，请于今晚或明(十六）日办一下，或用电话，或用电报，或用飞机送去。” 同日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到武昌已经 〔1〕谭冠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2〕指王任重 1959年3月1 1日在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634 1959年 3月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 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 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 （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 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 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 否则不妨改一改。 《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

1959年 3月 653 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 会议在讨论关于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次主要把国家主席变动一下，其他不动，我是主张这一次一般不作大变动，现在这个名单就是一个基本不动的方针。毛泽东说：我赞成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好。一般不动，略有变动。国家主席、副主席职务是基本上动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相应地动了；国务院的组成，基本不动，增加四位副总理;政协主席周恩来，增加一位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1〕 ，这个人十九岁，年纪比较轻，他是昌都地区的活佛。 同日写信给中央各部委党委书记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题为《党内通信》。全文如下：“上海几个县的材料〔2〕可阅。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 〔1〕帕巴拉•格列朗杰，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4月 ，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指柯庆施 1959年3月2 8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3月2 6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南汇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有七千人参加，川沙县的有六千人参加，其中生产队、小队干部均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事实证明，召开一杆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654 1959年 3月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 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巳经大体说过了。”这封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阅李先念报送的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三月二十五日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的问题的检查报告，写批语：“此件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代，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报告说：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银行在收回农贷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缺点，若干地方由于收贷过多，影响了公社资金的正常周转，给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有些地方去年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采用放“卫星”的方式收回贷款，把到期和未到期的农贷全部收回。第二，去年有些地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公社一有钱存人银行，就自然地作为归还贷款，致使收回了一部分不应收回的贷款。上述错误

1959年 4月 28日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4 1959年4月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 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和谭震林的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李先念〔1〕、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2〕、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3〕出席。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同日审阅邓小平起草的准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 〔1〕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9年 6月撤销）主任、财政部部长。1959年 6月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2〕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1960年 11月撤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 2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 10月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陶铸， 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 10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3〕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 10月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0年 11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 11月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59年4月 9 完不成计划，这种话应该听。前天我同乔木同志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顶回去了。这里有两个观点不正确。一个观点，不认识大会有时候就出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个组织关系，乔木应该跟我反映，跟书记处别的同志谈一谈。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 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 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我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马鞍形将来还是有的， 就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有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毫无主动。武昌会议是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编者注），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后头大家定了两千万吨。（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要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我也有武断， 10 1959年4月比如在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编者注），说一般不算账， 这是人们向我建议，我也同意写上去了，这不是个武断？恰好相反，一般要算账。这种错误我们这些人是经常犯的，问题是要快一点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改。 （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 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 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 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 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位同志手里。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 要反潮流，北戴河会议是高潮，武昌会议是中潮，北京会议〔1〕 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没有能够改变。我那个时候有心改变，但是没有人跟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工业界的文件就是使人看不懂。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 要用口语写出来， 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最近我们搞西藏问题公报，搞了三天，逐步深入，差不多把一切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这是让中国的共产党员，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了解这个情形，是以他们为对象来写这个问题的。原先那个稿子 〔1〕指1 9 5 9年1月2 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四月，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五三期至第二七五七期， 分别登载了《青海藏区封建上层的特权》、《四川藏区基本情况》、 《西藏的基本情况》、《西藏的农奴制度》、《甘肃藏区基本情况》 等五篇报道。 同日阅新华社四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刊载的印度新闻社记者从噶伦堡发出的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 批示：“即送周总理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1〕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1〕一商。”第一篇报道说：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人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住在当地的西藏人为即将到来的叛乱做好准备，对希望参加叛乱的人进行了登记。会后，一些西藏人回到西藏帮助准备叛乱。第二篇报道说：噶伦堡同情西藏叛乱的人中有一个人说， 叛乱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突然发动的。叛乱是有计划的，早 〔1〕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14 1959年4月在一九五一年就认真地开始了准备工作，成立了叛军军事委员会， 建立了一些总部。所有的叛乱领袖不久以前都住在噶伦堡，有的现在还住在这里。《人民日报》四月二十三日以《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 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为题， 转发了印度新闻社的第二篇报道。 同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昨日到达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吴冷西开会，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1959年4月 19 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 就用赎买政策。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 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1〕，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2〕。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要变的。那个时候， 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 〔1〕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 3月 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 17日达赖离开拉萨，后逃到印度。 〔2〕指《人民日报》1959年 3月 30日发表的达赖喇嘛3月1 1日 、 1 2日 、 1 6日先后写给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 3 封信。3月 11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 ，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3月 12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3月 16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之后， 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20 1959年4月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 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毛泽东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毛泽东说：这几个文件请你们看一下。第一，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还有政协的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候选人的提名方案。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议事日程。第三，两个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候选人提名名单。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 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 （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八届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1〕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其他国务院的组成，人大常委会的组成， 政协的组成，旧的大体不变， 增加了一些人，这都是经过考虑的， 也许有不妥当的，也许有想得不周到的，可以提意见，可以改变。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议。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什么有一些右派分子选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构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 〔1〕指宋庆龄。

1959年4月 23 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以供参考。”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四月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长，司、局、厅长，厂长、矿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五级干部一千四百人。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1〕、杨尚昆、刘宁一〔2〕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同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语言——马列主义。你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是破破烂烂的，还很落后。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我们的人口很多，每天要吃，要穿，上一辈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少。我们的底子很薄，建设起来需要时间，需要朋友， 需要大家帮忙。毛泽东说：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十八日，我们已经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 广大的西藏群众同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 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 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3〕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 〔1〕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2〕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3〕这里的“西藏教皇大炮”，是借用了巴叶塔的一个说法。巴叶塔在谈话中说： “1870 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 24 1959年4月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 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 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倒不是没有群众基础。 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 独立”， 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 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这是莫斯科宣言中的提法。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好。谈话后，邓小平和巴叶塔分别代表中共和意共签署两党会谈公报。 同日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达赖喇嘛声明〔1〕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2〕、杨 〔1〕达赖逃到印度提斯浦尔后，1959年 4月 18日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英文稿）。 〔2〕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 4月 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9年5月 41 瑞卿、习仲勋、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刘格平〔1〕、汪锋、 张经武〔2〕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索康、帕拉〔3〕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 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4〕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发 〔1〕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办公室 (1959年 6月撤销）主任、公安部部长。1959年 6月、9月又先后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沈钧儒， 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 〔2〕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 至1 9 6 0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I960 年 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3〕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达赖喇嘛的副官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们是 1959年 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其中两个策动者。 〔4〕西康，省名，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原所辖昌都地区 1956年划归西藏。 42 1959年5月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 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 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毛泽东说：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 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 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 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1〕 一样，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 〔1〕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1959年5月 43 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1〕关系不好的， 要改好一点， 像刘文辉 〔2〕， 工人、 农民就不斗他了。 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 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3〕，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 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 〔4〕，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赤江〔5〕等人是犯了罪的， 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 保留他们的生命， 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 〔1〕米赛，藏语，指农民。 〔2〕刘文辉，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 〔3〕指以达赖名义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4〕噶伦， 原西藏地方政府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5〕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1959年6月 65 廖鲁言、 叶季壮、 姚依林、程子华〔1〕、王震、 邓洁〔2〕、贾拓夫、 宋平、余建亭〔3〕、宋劭文、彭真、李雪峰〔4〕、刘仁、天津万晓塘、河北林铁、陆定一〔5〕、康生、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 吴冷西、李锐、王稼祥，共计三十五人，请他们立即阅读上海这个文件。未发给的，请你立即发送。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集他们到会，由我主持。（二）请你告李先念同志，叫他在两日内替中央写一个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的指示，附上上海这个文件，转发他们，一律仿照执行。此转文写好先给我看一下。此信，你办完后，送刘、周、林、 彭、彭、先念、陈毅七同志一阅，然后存你处。”上海市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今年以来，上海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市场的基本情况： 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日用工业品市场基本是稳定的，但部分商品一直紧张，现在仍供不应求。 上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总值上升是快的。（二) 在大跃进以后出现 〔1〕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姚依林， 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程子华，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至 1961年 12月）兼商业部部长（至 1960年 2月）。

1959年7月 85 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 交、商。 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 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 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农业问题，一日机械，二日化肥，三日饲料。农、 轻、 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占多数。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 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今后钢的产量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 86 1959年7月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十、体制问题。 “四权”〔1〕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不可过活。十一、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十四、三定政策。定产、 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 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十八、国际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 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 〔1〕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57年以来为改进财经工作的管理体制而下放的人、 工、 财、商四大管理权限。

1959年7月 97 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 “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站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 七个指头， 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 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人每天四两蔬菜。 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得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的确在跃进中有很大的虚名。关于片面性问题，他说：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 (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 98 1959年7月好的。他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 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 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 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关于报酬问题，他说：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 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革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 建设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关于宣传问题，他说：什么时候转，如何转，还要讨论一下。有人提出上海会议是一个机会，可以转，但那时指标很难说，改了还会被动。是否这四个指标索性就不讲，明年腰杆子硬起来再说。实际工作上我们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动。 同日指示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庐山会议纪要（后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 同日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全省整社算账工作已基本上结束。通过算账，落实了公社的管理体制， 进一步体现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政策，改进了干部作风，更

1959年7月 103 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怀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 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他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 有严重的片面性……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 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第二，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信中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 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同日晨六时，就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致信刘少奇、周 104 1959年7月恩来、杨尚昆。 信中说： “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 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 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 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 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同日晨七时，关于请北京的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 陈毅、黄克诚、安子文〔1〕，若干部长，三委〔2〕若干副主任， ( 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 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3〕此点亦请酌。” 同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说：下午政治局常委碰了头，决定把小组重新编一编，把原来的按地区编组改为混合编组，编为六个组。 〔4〕同时中央已通知北京再来一些人，把会议提出的这些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按会议纪要草稿来提意见，把问题展开来说，取得思想一致。 〔1〕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2〕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3〕陈云因病没有出席庐山会议。 （4）在1 9 5 9年7月1 6日印发的分组名单中，第一组组长林铁；第二组组长柯庆施； 第三组组长陶铸；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第五组组长张德生；第六组组长欧阳钦。

1959年7月 109 量，弥补空白。在基本建设上同样要贯彻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只有加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供求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阅李富春七月二十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七月九日《对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一九六〇年的展望》的报告及附件《关于明年的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问题的试算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报告的主要内谷是：（一 ）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 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 现在压缩机关、企业、团体的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这样明年粮食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那种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的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 （三）对稳定今明两年国内市场的几点建议：1 大搞野生植物和代用品的采集、收购工作。2.充分地合理利用废次钢铁。3.继续抓紧进行副食品的增产工作。4.继续提倡节约。5.继续控制社会购买力。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及附件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讲了十三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是看到的。二、想讲一讲缺点。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点，我讲多一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记录》上讲的三点〔1〕我也同意，但可以具体一些。三、缺点产生了什么 〔1〕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中所说的大跃进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问题， “主要是：（1)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比例失调。（2)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 (3)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 110 1959年7月后果？指标太高，要求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发生了经济上一系列的问题。“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强迫命令、浮夸虚报所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大。 四、对缺点的估计。同意《记录》所说缺点是局部的，暂时的， 有许多是难免的，纠正得快。但是纠正缺点，把比例调整好，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东西还看不到。还有决定是很正确的，不一定一下子贯彻得好。五、缺点产生的原因。同意《记录》的意见，主要是缺乏经验。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 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 思想方法上去寻找原因。六、主观主义、 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问题。好大喜功是好的，但也要合乎实际，否则欲速不达，好事变成了坏事。定指标不能凭愿望，想当然。一千三百万吨钢的指标是否行，我看也还有问题。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是对的，但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光挂帅不行。要会算政治账，一定也要算经济账，这是统一的。八、关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现在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意见，取消吃饭不要钱，扩大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不了。九、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欢迎提反面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光是不怕杀头不行，问题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当权的政党，不要怕没有人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十、缺点讲透很必要。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不必讲，这不对。深刻的经验要严肃对待，认真总结，缺点经常讲，印象才会深，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 我看不会的，因为人家不服。十一、光明前途问题。这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主席讲“成绩伟大，

1959年7月 113 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 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 “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 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 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 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二收款”是不行的。他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说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要听人家的意见。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毛泽东说：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 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 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二路线，第一'、第_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 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 “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我 114 1959年7月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 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 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 忧心如焚， 站不住脚，动摇了， 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 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不相信，将来看。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些伤人， 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 —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 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 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 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毛泽东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 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食堂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1)，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 估计可以办成。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 〔1〕指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 在反右倾运动中， 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1年平反。

1959年7月 123 来，那个时候改也改不彻底，一直到六月间，在北京，才定下一三〇〇万吨钢这个数目字来。武昌会议定的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灰，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 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因为有这两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就在这里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如果开的话，七月这个会算是一个准备。至于文件，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编者注）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但是我想建议，要准备能够发表。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还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 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有些同志发议论，觉得民主不那么够，有些问题扯得不充分，我看这个议论是有理由的。我倒是想民主搞够一点。有些事情没有充分议，的确有问题。以为没有问题，实际上有问题。这一次就应这些同志的要求，在七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在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恐怕是大会小会两种方式。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决定？没有意见就作为通过。 124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他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 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 方向不对，立场不对。你们在小组会上讲过一些错话，当然人家就批评你们，但是不要紧，紧张一下有好处。 同日阅胡乔木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三〇期刊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刊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三篇材料，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1〕 前面。 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 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 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八月一日，又批示王稼 〔1〕《内部参考》第 2831 期还以《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刊载了中央社 7月 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 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 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1959年8月 133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初稿，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增补。”毛泽东在公报初稿中讲到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之后，加写：“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都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 同日晚八时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 林铁、张德生出席。 同日晚十一时半，审阅刘少奇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 《克服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1〕将标题上的“松劲” 改为 “右倾”，并批示：“即送吴冷西同志。如六日来不及见报，七日见报也可。”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篇我看可用，请审阅修改后退冷西同志。”社论说：抓紧八、九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继续跃进的计划，必须坚决地批判和克服右倾情绪。任何畏难、松劲、泄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非常有害的。这篇社论在八月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阅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七月一日整理的《平江谈岑公社稻竹大队食堂散伙和恢复情况》的材料。毛泽东将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为《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 〔1〕据吴冷西回忆，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 134 1959年8月复的情况》，并批示：“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 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 也不可能的。 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 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 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 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材料说：稻竹大队六月初有六十三个食堂，后来解散了六十一个。二十来天后，又都恢复起来，办成了八十九个食堂。散伙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有的要办，有的要散；干部一方面认为办公共食堂是方向，但又看到食堂存在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觉得散了是否会好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口粮紧张。后来食堂又全部恢复，原因有三：（一）部分社员提出要办。（二）有的生产队长、作业组长感到食堂解散后，生产难于统一领导。（三）县委对解散食堂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阅中共安徽省委七月四日报送的阜阳地委七月二日关于修建临淮岗水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应抄一份给吴芝圃同志。”阜阳地委的报告说：临淮岗水库修建在阜阳地区的颍上县境内。阜阳地区要求水库的蓄洪水位最低是二十七点九公尺，而其上游的河南省淮滨县提出蓄洪水位不能超过二十五点三公尺，淮滨县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

1959年8月 151 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同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对着右倾。 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这几位同志帮了大忙。从去年十一月起， 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等等，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 〔1〕1978年 11月 25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纠正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同年 12月 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52 1959年8月决了，或者剩下尾巴很快就解决，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在那种时候他提不出来。 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 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 两个阶段， 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 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 决议中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 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 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中

1959年8月 153 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 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主要的一个侧面，就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一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会议的空气变了，转了一百八十度了。第二个侧面，是我们这些同志，除了周小舟，其他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刘少奇: 不要性急。）听说你讲过这个话，不要性急。这里头不要搞大跃进。这二十几天已经是个大跃进了，同志们，再搞大跃进就不好了。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的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大家也要做工作，应该跟他们往来。大家应该多采取热烈态度，到他们那里去，穿房入户。 你是去影响他，帮助他，帮助害病的人嘛。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 我说， 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我看不要告别。 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我也寄希望于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大家搞好。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 使他们转变过来。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 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我主要的意 154 1959年8月思就是这么一点。这个会开了这么多天，二号到今天，中央全会十五天了，我看是成功的，是很好的一次会，是一次胜利。林彪同志刚才讲了两句话：避免一个分裂，避免一个大马鞍形。小马鞍形我看是会有的。如果他们挂帅，如果彭德怀这些同志挂帅， 要出大马鞍形的，天下要乱的，农业、工业都要泄掉干劲的。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党的分裂，及时地阻止了党的分裂。就在这个阻止党的分裂里头帮助了他们，他们本人，如刚才彭德怀同志所讲，他们自己得到了挽救。 同日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小册子写第二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批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 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

1959年8月 155 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 “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 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 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 除陈、罗、张、高〔1〕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 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 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做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暧，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批语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对枚乘〔2〕《七发》写一篇批语，题为《关于枚乘 〈七发 >》。全文如下：“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 〔1〕 陈、罗、张、高，指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 〔2〕 枚乘，西汉辞赋家。 156 1959年8月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1〕高据上游。宋玉、 景差、贾谊（2）、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 命日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日寒热之媒。暗齿娥眉，命日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日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3〕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 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窥。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镳，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 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鶴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 因为右倾或 ‘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 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日：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 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 〔1〕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 〔2〕 宋玉、景差，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3〕 巴夫诺夫，通常译为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

1959年8月 159 传达问题。在彭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1〕后，毛泽东说：这个意见，是跟几位元帅同志、各大区的组长都商量了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可不可以？ （大家说: 赞成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人事变动。第二个问题，怎么传达。大体原则是分两个步骤：头一个步骤是县团一级。县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开会的时机，跟公报的发表要配合。二十五号发布公报， 二十六号公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2〕在周恩来、刘少奇讲话后，毛泽东讲话。他说： 一班人要有个班长，一个连要有个连长，一个支部要有一个支部书记。当然，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会，那叫集体；单是有集体，没有一个长，那个集体是不成功的。两个东西都要。这是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所需要的，生产同生活所必需，跟自然界斗争所必需，社会斗争所必需。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晓得这一套，他们就是反对他敌对的那个派别来办这个事情。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 〔1〕彭真传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是：第一， 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第二，撤销黄克诚的中央军委委员、 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第三， 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任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任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 第四， 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委员、 •秘书长、 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第五， 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第六，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第七，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第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黎玉、沈鸿为副部长；第九，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供应部，人事问题待定；第十，免去罗瑞卿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第十一，调谢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第十二，调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2〕这两个文件于 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 160 1959年8月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不谦虚了，因为那是危险的。正是在反对列宁的时候，列宁说，那不行，要让你们来办不行的， 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这个问题将来还会存在的， 地方上也有，地方上也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这要有个过程。有意识地健全我们这个领导机关，讲清楚这些道理，把- 些应该挡的风挡住，完全有必要。我看这次会开得好，这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也没有耽误。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一百多人，聚会这么一个半月，很有必要。这也是一种练兵，兵是要练的，可以得到教育。比如我们这些人，就在这次会议得到了教育，我就得到了很大的教育，谁料翻出这么一个乱子？ 我就没有料到。 结果它就出了。出了就好，就欢迎，就可以解决。 所以，这是一次胜利的会议。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有可能。单是要求，还是愿望，如果没有可能也不行的，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革命中搞建设，两种运动夹在一起，又是社会主义革命， 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我看总的情况是好的， 国际国内情况是好的， 如公报上所说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是好的，有些缺点， 可以改，并且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全世界人民， 无产阶级，现在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有些国家要搞民族独立运动，有些国家要搞人民民主。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搞了十年，这十年进行了各种改革，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提出了新问题。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个时候是讲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讲建设的总路线。凡是这样的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讲，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这个建议，作出相应的决议。九月十七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同日阅黄克诚八月二十二日来信，写复信：“克诚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 顺复。祝你大进一步。”并批示：“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 朱 、 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 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 “欢迎他这种态度。” 同日下午，从杭州到达上海。

1959年10月 189 ，是无神论者， 但是由于人民群众还信上帝，因此我们也进教堂。 列宁当时就曾经表示过，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的代表，可以进行表示忠于沙皇的宣誓，不这样宣誓就不能在杜马中活动。 同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赫鲁晓夫、胡志明、诺沃提尼〔1〕、金日成、 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2〕 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诺沃提尼和夫人，李富春和夫人蔡畅〔3〕在座。毛泽东说：热烈欢迎你们。你们是来自西方前线的。诺沃提尼说：现在西德又重新出现着一九三五年 〔1〕诺沃提尼，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2〕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萨瓦茨基，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道比，当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加涅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马特恩，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3〕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 190 1959年10月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一些情况，北大西洋集团〔1〕的司令部也不断地侦察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感到威胁，我们也感到威胁。日本垄断资本想扩张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去，这是日本的秘密计划。台湾在中国手里，就不利于日本的扩张，所以日本主张所谓台湾的独立，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然而日本要扩张到这些地方去又同美国有矛盾。阿登纳〔2〕 主要是把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等国。但问题是苏联强大，甚至美国现在也不能不邀请赫鲁晓夫同志到美国去访问，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去苏联访问。从赫鲁晓夫同志去年八月来北京到今年十月他再来北京这一年多来， 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去年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以及炮击金门后九月间葛罗米柯来北京期间，我们曾交谈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 我们两方面彼此都有些害怕，我们也怕帝国主义，怕美国、日本、 西德，怕它们捣乱和破坏。但是西方现在是怕我们多一些，资本主义世界怕社会主义世界多一些。诺沃提尼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的挑衅甚至挑起战火必须保持警惕。毛泽东说：对， 要估计到这一种可能，并有准备。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者占的东西太多，因此它们主要想护住这些东西，变得保守起来，而西德、日本则要扩张。西德要扩张， 美国不赞成，英国更不赞成。 因此，目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再过十五年我看事情就 〔1〕1949年 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 8月 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 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 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 （2）阿登纳，坐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1959年10月 191 更好办了。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 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门、马祖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 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的很大压力下， 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 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女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要怕，不会出乱子的。我们这样拴住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腿，对你们也许会有些帮助。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 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总之， 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家务太大，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 处于被动地位。我看现在冷战和国际紧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利， 而对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较有利。搞紧张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努力工作，进步更快，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觉悟也提高得快些。 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放心，我们决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麦克马洪线是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搞的，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就是英国当时也不敢加以公开。这条线把中国西藏地方南边约儿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 192 1959年10月于浙江省那样大）划过去了。一九五〇年以前尼赫鲁所写的一本著作（1），其中所附地图就仍是用的老线，而不是麦克马洪线。 一九五六年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时，还请尼赫鲁写过序言。我们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过去企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 如果承认了，西藏人民也不会同意。我们在法律上、形式上不承认这条线。谈到达赖问题时，毛泽东说：西藏解放八年来，我们没有动原来的政权，没有动它的军队。我们原来准备今后四年之内还不动。我们只是在那里驻有两万多军队，上层反动分子对这两万多人不满，尼赫鲁也在中间挑拨，以致发生了叛乱事件，目的是想赶走这两万多军队。这样我们进行了反击，很快先把拉萨控制起来。从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间，我们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势， 并开始了土地改革。这当然使尼赫鲁不高兴，在半年之内发起了两次反华运动。这样搞一下也好，反倒把问题澄清起来。诺沃提尼说：我们很感谢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这些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观点、立场都很正确。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外宾。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赫鲁晓夫说：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泽东说：美国操纵了大多数, 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准备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中国没有联合国也活得下去， 联合国没有中国也活得下去。 赫鲁晓夫说：我看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进入联合国。 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人联合国 〔1〕指《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于 1956年 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59年10月 195 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中国问题与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是用波茨坦协定分开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 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赫鲁晓夫说：我看，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懂得的。毛泽东说：是啊，美国是懂得的。他们同意谈， 但要按照他们的路线来谈。他们曾经暗示，可以说服蒋介石退出金、马，要我们对台湾保证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可以对台湾提出要余。这样，他们对台湾的统治就会合法，而在其他问题上就能为所欲为，不受牵制。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 这里有一段插曲，艾森豪威尔说，几年来，他们同中国谈判释放那五个美国人的问题，毫无结果。这件事我不了解，到底情况怎样？周恩来说：这几个人，三个是违犯中国法律做间谍的侨民， 两个是被打下来的空投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未满。赫鲁晓夫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由我们来处理，早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问题是看你采取什么方针，你要刺激鹅的话，就把它关起来。毛泽东说：美国人侵犯了中国的法律，为何要放他们？ 赫鲁晓夫说：问题已经清楚了，不要再谈了。在台湾问题上，策略也很重要。台湾问题是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去年台湾局势紧张的时候，以及今年这次同艾森豪威尔会谈，都提过台湾问题。我们之间是了解的，我们大家不会为台湾而打仗。但是， 196 1959年10月对于世界舆论我们并没有表明这一点，这样就给了美国一张王牌， 它说我们要打仗。当然，美国在台湾的行动是非法的。然而，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毛泽东说：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这个办法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是通过艾登〔1〕提的。我们还是照我们的办，同美国、同蒋介石是两回事。同美国是国际问题，第七舰队不走，就谈嘛。同蒋介石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可以用和平方法，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恐怕这样要妥当些。赫鲁晓夫说：同志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能再这样子谈，我们谈的是策略问题，你们一股劲用原则问题来回答我们。周恩来说：这也就是策略。 晚宴后，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怎样解决？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说了，我看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谈了，谈谈别的问题吧！毛泽东同志使得我们很难堪，好像我们是在替美国人说话似的。我想提一个作为客人本来不应该提的问题。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同印度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利于印度的反动派，有利于侵略势力。我认为，你们同印度的争论不是不可以克制的。很多年来，你们一直和印度友好相处，平安无事，这次突然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说：关于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你们不是发表个声明吗？赫鲁晓夫说：我们发表声明是对的，只能这样做。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赫鲁晓夫说：关于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开枪？毛泽东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周恩来说：难道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挨打 〔1〕艾登，1955年 4月至 1957年1月任英国首相。

1959年10月 227 少。比较坚定地拥护党的决定、号召的，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多。 毛泽东说：山东有个惠民县，把生产小队干部算在内的五级干部， 有四千三百多人，不动摇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你们不是百分之四十一吗？差不多。所以，乡村里头坚定的占百分之四五十， 也就很好了。问题是看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你只是讲的核算单位的，没有讲县、社、管理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阶级不消灭，这个问题总是存在。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江苏负责人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问： 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问：心放下来了？ 答： 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 毛泽东说：十年储备一年，就是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 全国人民有一年储备粮，要办到这一条就好。各种经济作物、多种经济的安排，你们怎么样？有所安排吗？答：明年的经济作物， 我们打算稍微多安排一点。毛泽东说：不然积累也上不去， 生活也不能改善。 同日晚上，到达上海。在专列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1〕及一同到上海的曾希圣、刘顺元谈话。毛泽东问：李富春他们搞了一个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你们收到了没有？柯庆施说：收到了。现在矛盾最大的是一个煤炭 〔1〕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 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28 1959年10月问题。煤炭，明年华东地区需要七千万吨，那个草案中只有六千五百万吨，差五百万吨。只好自己想办法吧！在公社方面，比从前巩固一些了，经济的发展比从前也好了。粮食亩产超过千斤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到十五。我们明年有两个硬东西，一个是想弄一亩地一头猪，五百多万亩地，搞五百多万头猪。毛泽东问：你明年能够搞到啊？柯庆施说：搞得到。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想法子使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毛泽东问：你今年晚稻七百几？柯庆施答： 七百五。毛泽东说：七百五，达到一千，要增加四分之一呀！同志，行不行啊？柯庆施说：现在我们想打破这个千斤关，这个关不好过，过了千斤，以后就好办了。毛泽东说：那你试试看，打打看，不要登报就行了。今年这个马鞍形很有一种教育作用。大马鞍形我们有经验，小马鞍形我们也有验，这才有比较。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生产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柯庆施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会议〔1〕正在上海召开，主席是不是要指示一下？毛泽东说：消灭血吸虫病，搞的七年计划，现在巳经过了四年了，还有三年，可以成功吗？柯庆施说：这四年当中， 医治血吸虫病的方法完全解决了，只要几天就可以治好。毛泽东说：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还有，钩虫、血吸虫、血丝虫、疟疾四种病合起来，恐怕有一两千万人吧？柯庆施说：恐怕三四千万都不止。毛泽东说：蚊子不灭掉，疟疾怎么 〔1〕1959年 10月 26日至 11月 1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南方 13 个省、市、自治区的除害灭病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两个文件: 《南方十三个省、 市、自治区一年来除害灭病工作的情况和今后一年的任务》、《南方十三个省、 市 、 自治区除害灭病 （ 控制 、 缩小 、 彻底消灭 ） 的具体要求 》 。 1 2月2日中央将这两个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

十二月五日，关于这封信又批示：“请彭真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 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及附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 同日上午，同林克一起读《矛盾论》英文本。 同日下午，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1959年11月 237 他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说：苏联九月九日公幵发表的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以及在十一月七日宴会上的讲话，不仅是破坏中苏关系，并且使中印关系的友好发展受到困难，不是得到好处。资本主义国家对赫鲁晓夫的讲演都说好，说什么同西方国家一致了啦， 什么苏联领导人从一九二八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温和的讲演啦。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吹捧，说什么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什么伟大的历史文件，等等。毛泽东说：找出了杜勒斯几个文件〔1〕。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 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 “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 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 〔1〕指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 3 篇讲话，即 1958年 12月 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195 9年1月2 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 1月 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238 1959年11月看一看。王稼祥说：赫鲁晓夫在十一月七日那个宴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结束。他这个政策是个危险的政策。 毛泽东说：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王稼祥说：《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发表的一篇短评说，赫鲁晓夫的讲演谈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时所犯的错误，这是指中国党而言的。毛泽东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 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列宁是有锋芒的、有灵活的呀。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 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 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家，侦察太平洋。 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1〕 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王稼祥说：他最讨厌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世界政策，就是我们支持革命，我们坚持革命立场，他要同美国妥协，他就觉得我们妨碍他。毛泽东说：没有独立的国家就是要求独立，这个事情我看是压不下去的。美国除了缓和这一手之外，还有紧张这一手。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顶着，硬着头皮顶他十年嘛。王稼祥说：艾森豪威尔对付赫鲁晓夫是两个，一个是搞导弹，赶快赶上和超过苏联；一个是打糖衣炮弹，现在就是打糖衣炮弹。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打糖衣炮弹， 赫鲁晓夫也打糖衣炮弹，对着世界人民的斗志，经过赫鲁晓夫的 〔1〕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占领区搞的所谓“合办实业”，日本提出： 在华中、华南， 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华北，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四十九。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959年11月 249 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一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 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 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 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碑， 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 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 〔1〕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250 1959年12月说：“这个提法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他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只肴马克思和恩格斯， 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冋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乂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 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 “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

1959年12月 253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 有些人也还自愿她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 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人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 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 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 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 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 254 1959年12月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 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 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同日批示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1〕（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 〔1〕《焚书坑》 一诗， 为唐代章碣所作。 其中第三句为 “坑灰未冷山东乱”。

1959年12月 263 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 发展和死亡的， 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 也有部分质变的过程。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 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 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 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 “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 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 264 1959年12月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 但是， 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 到了物质产品、 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在读到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 ”时，毛泽东说： 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吗？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 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 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1〕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 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 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 〔1〕麦克米伦，当时任英国首相。

1959年12月 265 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 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 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段时， 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这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 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 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 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九岁和九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时，毛泽东说：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 266 1959年12月义国家，文盲很少， 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 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 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的妇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批注：“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一段时，毛泽东说： 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一九三六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在读完整个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 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

1959年12月 269 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1〕，以及“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2〕。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同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 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 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 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 所以，在全国解备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 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 〔1〕见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姆提出的问题》。 （2）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270 1959年12月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读到教科书说只有在技术改造方面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时，毛泽东说：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教科书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爱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 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 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 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 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

1959年12月 279 干部懂得这一点。 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九十三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十七点五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 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批注：“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教科书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还必须估计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处，毛泽东批注：“不搞关门主义，是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时，毛泽东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 280 1959年12月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人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幵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对教科书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计划领导的过分集中，不充分了解和考虑地方条件和可能性而企图由中央编制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以及对待计划工作的狭隘本位主义，都会造成各种错误，束缚地方的主动性” 这一段，毛泽东批注：“批评得好。” 教科书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方面的权力”。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有个好处，把地方分权写进去了。”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常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读到这里， 毛泽东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

1959年12月 281 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 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 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读到教#书将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高速度发展同美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经济危机进行对比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 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现在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 282 1959年12月物之情也” 〔1〕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 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 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平衡，作为纲， 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 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 〔1〕见《孟子•滕文公上》。

1959年12月 283 析事物。在读完第二十七章第一节“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 的前六段后，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 但“尚” 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 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 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義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 人们一样要干， 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泽东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 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 不积极主动； 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 284 1959年12月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 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处，毛泽东批注： “对。”在读完教科书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 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 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 〔1〕见列宁《伟大的创举》。

1959年12月 291 盈利。成本和价格》。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苏联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日用品零售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这两段时，毛泽东说: 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 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 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 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 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 时，毛泽东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 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 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 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1〕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3 版增订本中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大的、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并不取决于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包括在工资以内，也就是说，是免费分配。”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免费分配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中将逐渐提高。” 292 1959年12月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教科书说“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毛泽东批注：“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 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 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 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 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釆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同日复信陈云：“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 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陈云十二月十九日来信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 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 但是进步程度还不快。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 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

十月下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认为，公社工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主要表现在有力地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增加公社资金的积累。一九六〇年公社工业的发展方针应当是，集中力量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农具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和发展。 同月阅十二月五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批示： “伯达、林克、胡、邓、田阅，退毛。此期全部可阅。”这期刊物登载有《大跃进的、协调的、看涨的计划》、《钢铁煤炭计划第一本账已经超额完成》、《城市副食品生产的任务》、《关于养猪 〔1〕鲁迅原诗《亥年残秋偶作》为：“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2）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1959年12月 295 好处的一笔大账》、《解决木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地大办土铁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农村“五冬” 工作进入高潮》、《有些职工对工业生产运动有错误看法》等报道。 同月阅十二月七日编印的《外事动态》第一一五期刊载的由外交部礼宾司提供的《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参观的反应》的报道，批示：“一个有兴趣的报道，宜一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报道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到石家庄、郑州、 洛阳、三门峡等地参观。他们的反应是：一致承认我国发展速度快、建设成就伟大；对小洋群大炼钢铁的发展感到意外；认为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良好；承认各地物资供应充足。 同月阅冶金工业部十二月十四日印发的《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批示：“要件。各同志阅， 退毛。”草案说铁工业今后八年发展计划的要求是：一、继续地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 坚持保证高速度的发展水平。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一九六七年钢产量达到六千至七千万吨或七千至八千万吨两个方案。 同月阅中共山西省委十二月十五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可看。各同志阅，退毛。”报告说：我省整风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主要目标集中在有右倾思想的负责干部身上。运动几乎涉及每个党员干部。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整风运动是每个党员干部过社会主义关，提高了政治嗅觉，揭发出了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反右倾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经济建设的 296 1959年12月大好形势步步高涨。 同月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批示：“此两篇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其中一篇是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北京等十四个省、市、区对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进行的调查。总的情况是：一、在农业生产继续跃进、 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收人的分配更加合理了。在这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三，社员人均收入由去年的五十二元七角增加到六十七元七角。二、粮食分配情况良好。三、公社部分所有制正在迅速扩大，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社员生活显著改善。另一篇说，河北省磁县成安人民公社将按比例分红制度改为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对原来收入大的队加以适当控制， 使原来收入低的队多分一些， 逐步赶上富队； 可以多提些公共积累。毛泽东对这篇材料批注：“成安县与磁县合并，现为成安公社，盛产棉花，今年九月我去看过。” 同月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〇期刊载的《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批示：“此件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文章说：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约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大，农村是工业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历年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也迅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收入中，百分之五十左右是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的；目前我国的出口物资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同月阅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十二月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特第一期《今后八年（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

1959年12月 297 钢铁工业的速度、规模和布局的初步设想》 ，批示：“要件。各同志阅，直退毛。”简报说： （一）今后八年我国钢铁工业将持久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每年钢的产量将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六七年将完全可能达到六千万吨，实行的结果达到七千万吨或再多一点也有可能。 （二）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也快于苏联。 （三）经过八年努力，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四）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将适应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尖端工业的需要。 （五）在材料、设备和投资方面有可能保证实现上述目标。 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