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1月 5日在南昌同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七大的时候，有些人就“左”得很，坚决反对王明他们入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其实，选上他们，无非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不改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谈到农业生产和粮食征购等问题时说：稳步前进嘛！ 还是要稍微积极一点，太急了也不行。既要有积极性， 又要稳步前进。你们现在亩产五百多斤，五年达到八百斤，每年增长五十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吗？今年可不可以不购过头粮？ 就是要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我看到过一个文件，陈毅同志也同我说过，还有苛捐杂税，福建省的苛捐杂税就不少。苛捐杂税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去做点调查研究，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有些事情，中央不知道，恐怕你们省里也不知道。 同日从南昌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月 6日阅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批示：“很好。 最好能早日交给苏联驻华大使。”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 552 1966年1月十八日来信，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文章 《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进行攻击。 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进行了反驳。此信于一月七日发出。 1月 12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王任重、陈郁 〔1〕、张平化等汇报工作。谈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抓好分配。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谈到李达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时说：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谈到中南地区准备争取在一九七〇 年实现四、五、八〔2〕时说：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谈到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时说：湖南就没有先进的地区？可能你们不了解。要宣传本省、本地区的先进。 河北省搞了十个试点县，说搞得很不错。但就没有比这十个县再好的了？我就不相信。不一定试点县就搞得好，不是试点 〔1〕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 〔2〕 指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规划的粮食增产目标， 即从1956年开始，在 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吉产达到 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 800斤。

1月 16日下午，同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谈到湖北省委关于《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的通知》时，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那个东西。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统帅经济。什么叫分析综 554 1966年1月合？比如国共两党，国民党为一方，共产党为一方。国民党军队多，装备好，地方大，有大城市、交通线、美国支援，等等，但它不得人心，脱离人民，人民反对它。共产党只有八九十万军队， 一亿人口，武器装备不好，但人民拥护，士气很高。在战争中， 我们一口一口吃掉国民党的军队，它的士兵大部分吸收参加了解放军，它的武器、弹药归我们使用。这不是综合吗？要这样分析综合才行。 1月 21日春节。出席中共湖北省委准备的宴会和晚会，接见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其他各地市委的第一书记，并向参与警卫工作的干部赠送芒果。 1月 29日复信周世钊：“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 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 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2月 1日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传达他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 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好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 2月 2日一 20日经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 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主要是江青讲话。 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这个纪要不满意， 先后交给张春桥〔1〕、陈伯达修改，然后报送毛泽东。纪要说：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 〔1〕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 5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月 3日上午，同王任重谈话。谈到长江三峡水利工程问题时说：你们不要说得太绝对了，没有经过实践。是不是先在上游修？并嘱王任重报告中央考虑。对王任重提出的整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讲话记录的办法表示同意，并将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给王任重，在上面批示： “请考虑加以修改。” 同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召开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五人小组成员除周扬缺席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出席。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后被称为 《二月提纲》一-编者注）。《提纲》指出：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 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要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 〔1〕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 1964年 7月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5人组成。 556 1966年2月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 在报刊上点名给以重点批判要慎重，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纲》，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 2月 5日阅彭真二月一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七个材料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 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1〕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复信稿，批示：“退康生、吴冷西。同意。照办。”复信说，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建议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高级会议。 2月 6日阅王任重二月四日关于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等问题的请示信，批示：“彭真同志：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 看来此问题很大， 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 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 〔1〕邓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2月 8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 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 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 范文澜〔1〕时说：这两人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在询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后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 他就不紧张了。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2月 9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提出：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田家英熟悉这一工作， 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除当时发给各省一个记录稿供传达用之外，修改了多次，请大家在此再读一遍〔2〕，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 再公开发表。随后听取吴冷西受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 〔1〕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2〕当时在武昌参加通读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王任重、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由康生主持。 558 1966年2月汇报外事工作。谈到中苏两党的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新东西，才考虑答复。吴冷西说：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 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一九六〇年三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 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 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 2月 12日审阅彭真二月十一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彭真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 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 请核定。”本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党委。 2月 14日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 提出对马恩列斯著作，可以搞点摘要，还说：从来都是年轻人、 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老年人。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2月 19日阅中共湖北省委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这个设想提出，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从一九六六年算起，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在全省实现机械化。毛泽东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 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

2月 21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需要在一九六◦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 2月 21日下午、22日上午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人问题时，毛泽东说：诱敌深人，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人，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人第一阶段灵， 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 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泽东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 560 1966年2月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 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 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 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我赞成。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 2月 23日上午，在长沙听取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等汇报工作。汇报到农村的单干问题，毛泽东说:单干的问题，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四年还没有解决， 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六二年，湖北同志说搞单干的有三分之一。 我的调查组在韶山，说百分之四十的农户要分田到户，百分之六十能保住就不错。还说一个生产队十五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 不赞成的只有几户。〔1〕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汇报到有人认为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说：一年增产一成 〔1〕1962年，毛泽东派出由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湘潭韶山、湘乡唐家托和宁乡花明楼 3处作农村调查。这是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泽东反映的情况。

2月 24日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2月 25日阅王任重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发言稿，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王任重的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以后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2月 26日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同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 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3月 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代 562 1966年3月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灾区慰问。他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说：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3月上旬、17日、24日三次审阅修改江青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十七日批示：“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 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二十四日批示：“江青：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毛泽东的三次修改，主要有：把纪要原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把文中“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 〔1〕”“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改为“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删去称《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语句。删去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 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 这一句中的后半句。把“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批注“这样较妥”。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1〕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 12日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复信刘少奇：“三月十一日信 〔1〕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 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 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 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 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 （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 ，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 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 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 〔1〕刘少奇 1966年 3月 11日致信毛泽东说：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给我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文件，我已送给恩来、小平同志阅后，连同主席批语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意见。后来再由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情况先摸一摸，并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恩来同志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3月 13日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党委关于苏联共产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分析材料，致信中共中央： “驻莫斯科党委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符合中央的第一次分析和不参加的结论。不参加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大反华，越反越显得苏修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干自己的，自力更生，毫不拖泥带水，岂不更好？是否发贺电，也值得考虑。”“回信是要写一 〔1〕见《论语•颜渊》。 566 1966年3月封的，简单地说明不去的充分理由。对苏联人民的争取，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待他们会完了，写一篇批判文章就够了。” “灵活性，这十年来也很不少。现在双方国交未断，贸易在做，还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派留学生等。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我们也都参加，两党不断地还有书信往来。这些都是灵活性。将来一旦有事，灵活性可能更要多些。如果美国打苏联，而苏联又坚决抗战， 我们是要声援他们的。”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你们在三月十七日来此谈一下，作出最后决定。”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杭州开会，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3月 15日上午，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机械化、 改变奖金与评工记分办法、 计件工资、 供给制等问题。 3月 17日一 20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 3月 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在回顾党内斗争历史时，毛泽东说：要接受上代的经验，但到一定的时期要变。人也是遗传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比如生产工具，技术革新，生产节约，都是先照老样子，按照传统经验进行，但是总要发展，要创造。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 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 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们这个党，曾经有多少次危险，比如陈独秀时期，危险得很。三次“左”倾，中央在上海也危险呀。 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要登台的。有些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敌对的。没有这些对立面怎么行？这个党经历了多少危险，

3月 19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翻译的不用看，看看创作的部分，很好地研究一下。看看他那时的形势， 他的作战方法。可以摘个语录。马克思的也可以摘个语录。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提议要把马恩列斯最精彩的东西摘出来，编个语录。这个人头脑比较清楚。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这几年也是嘛，犯了多少错，一贯正确是没有的。比如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 3月 20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的政策是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点道理，真正培养、 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是一场广泛

3月 26日由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3月 27日审阅周恩来、彭真本日下午送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三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会谈，这个联合公报草案稿是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双方会谈内容起草的。毛泽东审阅时作以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两党代表团一致确认，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计划，全世界人民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不是狭隘的)最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其中，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最为广泛，又最为真实，因为他们是要真正革命的，因此我们对此要特别加以注意。”(二) “双方还是认为，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国际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坚持反映全世界革命人民愿望的真正革命方针。”（三）“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 O 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方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

3月 28日上午，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 1〕参加。 毛泽东说：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 我们这个国家有大量的修正主义者，也有大批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我劝你们不要迷信了。你们不要迷信本国的死人同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 你不准备孤立，哪个时候孤立了，就慌了。你不准备战争，战争来了，你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我劝同志们，第一条不要怕孤立，第二条不要怕打仗。 当然我们不希望孤立，但是孤立来了，怎么办？ 一是党内孤立， 二是国际上孤立。有些事情，要坚持原则，决不能丧失原则。我改了一下公报，请你们研究。可以不接受我的，可以不发表，另外发一个消息就行了。因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你们。但是，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 〔1〕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 572 1966年3月也有利。 3月 28日、29日同康生谈话。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 3月 29日上午，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 看来公报发表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 发个消息就是了。 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 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 轻松愉快。 3月 30日下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1〕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 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 〔1〕1966年 3月 1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说，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4月 1日由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 2日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 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4月 9日一 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江青、 刘志坚任副组长， 康生任顾问， 成员有尹达、 张春桥、 〔1〕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574 1966年4月陈亚丁〔1〕、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2〕 。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4月上旬阅彭真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稿， 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中央的批语说：“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 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 贯彻执行。”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3〕 同旬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批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 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 〔1〕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2〕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 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穆欣， 当时任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 《光明日报》 副总编辑（1966年 6月任总编辑）。1966年 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杨永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3〕1979年 5月 3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 《纪要》 ， 并对因受 《纪要》 影响而被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甄别平反。

4月 14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这期摘要刊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 〔1〕周予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2〕寿进文，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576 1966年4月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工厂办学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 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 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同日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4月 14日、17日至月底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1〕。十四日上午，修改四月十二日送审稿后批示：“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上午八时半批示：“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 〔1〕这个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 1966年 5月 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通称 “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 1967年 5月 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月 16日一 24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1〕、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580 1966年4月 4月 20日上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 2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这些材料无非是对、基本对、不对三种。这个通知〔 2〕 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 基本对或不对。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现在抓嘛！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你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比如马克思破黑格尔就是立，破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 一样， 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1〕刘少奇从 1966年 3月 26日起，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当时属巴基斯坦，今为孟加拉国）、缅甸。回国后于 4月 20日到达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2〕指正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4月 23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人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4月 24日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 25日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 28日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 康生谈话， 继续批评彭真。 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 倒了还要起来反抗。赞成鲁迅的意见，古书不可多读， 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4月阅胡乔木四月五日关于《毛主席诗词》 （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批示：“已阅。退乔木。”对胡乔木为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加的题注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三〇年，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 (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进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是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工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余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 582 1966年4月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胡乔木的报告还说：“《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 毛泽东批注：“可以。” 同月得了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三月九日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 “积极准备、 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 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5月 1日阅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批示所有材料都先发给与会人员看。 5月 3日从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5月 4日一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

5月 5日下午五时，在上海会见由谢胡〔2〕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 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 〔1〕1979年 2月 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 5月 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1979年 6月 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1980年 10月 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 〔2〕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584 1966年5月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 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在讲到邓小平时， 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5月 7日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毛泽东阅后致信林彪： “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

5月 9日审阅姚文元的文章《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删去 〔1〕指 1966年 5月 4日至 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86 1966年5月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这篇文章五月十日在上海 《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上旬审阅戚本禹《评〈前线〉 〈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清样，批示：“字太小，改印五号字，今日印好，中午交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 11日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1〕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 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 “四清” 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十三日， 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5月 15日从上海到达杭州。 5月 16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中央的转发批语说：“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 17日阅章士钊五月十日关于暂不出版其著作《柳文指要》的来信，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2〕章士钊在信 〔1〕张恩慈，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 〔2〕《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于 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5月 18日上午，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讲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 世界上政变成风。”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 5月中旬阅林彪五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林彪五月十一日指示，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 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588 1966年5月同旬审阅周恩来五月十八日关于充实北京卫戍部队、调整首都要害部门保卫力量部署的报告，批示：“照办。” 5月 21日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 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 5月 23日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草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 同意。”这个文件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5月 28日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1〕、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本日， 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 5月 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 〔1〕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6月 1日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2〕等七人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 彭珮云〔3〕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4〕 ， 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 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 《人民日报》 等报发表， 《人民日报》 还发表评论员文章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5〕 。 同日阅周恩来五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 〔1〕张承先，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未到职）。 〔2〕聂元梓，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3〕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党委书记。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4〕这张大字报于 1966年 5月 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 5月 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 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 〔5〕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 新习惯。 590 1966年6月会议纪要》。五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这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并决定如遇紧急情况需要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6月 3日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 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 （七）不准打人、诬蔑人; (八) 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6月 5日上午，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六月四日报送的关于外电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并注意报道首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况报告，批示：“即送江青阅。另陈伯达率工作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1〕进人人民日报，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 〔1〕应为 5月 31日。

6月 6日同意周恩来关于六月十六日到罗马尼亚访问一周等事项的电话请示。 同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6月 7日答复周恩来的电话请示，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九日来杭州，并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同日答复康生关于有些文章提出周扬问题〔1〕，要点周扬名的电话请示，说：待常委同志来后再商定。 同日同意邓小平关于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调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后书记处各同志调整分工的报告。报告说：邓小平负责中央调查部，陶铸负责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及文教办公室、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负责工、青、妇及中央统战部，康生负责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 叶剑英、李雪峰因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 6月 8日晨一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六月七日关于重新调配中宣部副部长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日会议拟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是否可以，请酌定。” 〔1〕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 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 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 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592 1966年6月 6月 9日一 12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6月 10日在杭州会见胡志明，康生、伍修权、江青在座。 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1〕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 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 的。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 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谈到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建设时，毛泽东说：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搞成。炼钢要采用新技术。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 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 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 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此外，中国还有 〔1〕见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6月 1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 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 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6月 14日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专案小组的名单。 594 1966年6月 6月 15日离开杭州，前往长沙。 6月 16日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同日晚上，到达长沙。晚十一时，阅外交部本日关于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的活动安排和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 批示：“拟同意。请刘、邓酌定。”方案建议同罗方着重谈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和中罗关系三个问题。 6月 17日下午，乘汽车到韶山，住滴水洞。 6月 19日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 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 6月 21日给湖南省委接待处干部萧根如题词：“努力学习”。 6月 23日阅刘少奇、邓小平六月二十二日来信。信中提出： 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书记处建议并得到几个常委同意，拟将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一”这天发表。次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告知中央办公厅：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的信昨已送主席，主席阅后说，在党内印发就行了。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电话记录上批写：“主席讲：暂不

6月 24日上午，在韶山水库游泳。 6月 26日在韶山滴水洞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 了。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请毛泽东为韶山灌区题词，毛泽东说：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 6月 28日上午，离开韶山，途经长沙，晚九时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在专列上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下专列后住东湖客舍。 6月 30日晨二时，复信刘少奇、邓小平，正式答复他们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在建党四十五周年之际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稿的提议。复信说：“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1〕，扩成为二十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二十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 〔1〕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12条草案，曾扩展为 23条，最后确定为 16条，在 1966年 8月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 596 1966年6月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1〕，值得参考。” 6月作《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7月 1日 《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7月 2日阅刘少奇、邓小平六月三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 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毛泽东批示： “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本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 〔1〕中共中央华东局 1966年 6月 21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 3日至 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 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7月 8日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1〕，中央催着要发， 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 （例如北京市） ，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 〔1〕指林彪 1966年 5月 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598 1966年7月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7月 10日阅陶铸、张平化七月五日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来信。来信提出：一、彻底改组中宣部的领导。二、今后中宣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计划在七、 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 同时，抓好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毛泽东批示：“陶铸同志：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7月 11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周恩来、韩念龙〔1〕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鞍钢太大，对你们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是抄外国的。要是打仗， 一个原子弹就完了。还是搞中小型的比较好。我们的国家很穷， 人口多。有些东西，人多一分就穷了。不能靠外国，重要的是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切断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但是应当逐步做到基本自给，煤、 钢、机械、石油应该自给。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 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 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 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 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 一个政府要做一点好事。 你们的政府要能为国家、人民做些好事， 有些好处，就站得住。但是，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 需要很多时间。首先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资源要勘探，要有地质人员。旧中国只有二百多名地质人员，现在有 〔1〕韩念龙，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7月 11日下午、12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1〕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 7月 12日阅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六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 “官”，做了 “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 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 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 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 三、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 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 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封信，后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7月 16日畅游长江。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游到武汉 〔1〕王任重 1966年 7月 13日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 12日上午 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600 1966年7月钢铁公司附近，一个小时多一点，游程近三十华里。毛泽东边游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7月 17日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郭沫若、许广平、巴金、刘白羽〔 1〕 在座。 同日下午三时，离开武汉回北京。途经郑州时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简要汇报河南的工作。 7月 18日回到北京。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 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 21日审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2〕（七月十六日草稿），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过， 很好。工作组〔3〕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 〔1〕许广平，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巴金，作家。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作家。当时任中共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这个文件在1966年 7月 29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3〕指文件起草小组。

7月 2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1〕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7月 24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 〔1〕吴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 602 1966年7月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斗争那些学术权威。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取消，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7月 25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 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 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 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 中央宣布了大学、

7月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 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7月 3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对他们的六月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2〕表示支持。复信中说：“你们在六月 〔1〕 这个电讯稿的第5页上说周扬“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 〔2〕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1966年 7月 28日将这两张大字报送给江青，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 8月 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 1966年第 11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604 1966年7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 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不论在北京，在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 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志〔1〕：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没有送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但由于已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在社会上迅速传布。 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 1日一 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8月 1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 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刘少奇向会议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 〔1〕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

8月 3日下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在刘澜涛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在宋任穷发言谈到对群众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 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 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 同日晚九时，阅陈伯达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后来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606 1966年8月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后批示：“伯达同志：改得很好，可即印发。”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 又作了些修改。 8月 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插话中说：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 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说: 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 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叶剑英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同日阅陶铸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讨论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 一类语言的指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 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 都不用这类语言；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以上意见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请中央考虑决定。毛泽东批示 : “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本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陶

8月5日在一份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批写一段文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随后，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八月十七日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文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一句后，写了 〔1〕1966年 6月 2日的《北京日报》，登载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转载了 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2〕 这张大字报标题中所说的“司令部”，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一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80年 2月 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 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08 1966年8月一个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曾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 (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8月 5日、9日、11日三次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五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泽东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1〕”。他还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为“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九日审阅时，加写一段话：“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删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的“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九个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后面，加写：“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 〔1〕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966年 7月 22日发表的关于援越抗美的声明。

8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 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同日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 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8月 7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稿。 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同日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下午二时，审阅后批示：“伯达同志：《决定》 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 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晚十时，审阅后批示： “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 决定稿中说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不断改造” 世界观和作风，毛泽东将“不断改造”改为“逐步改造”。 8月 8日上午十一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 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通称“十六条”） 。《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 610 1966年8月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人、更广阔的新阶段。二、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三、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五、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六、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八、干部大致可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人是大多数。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十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 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十三、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十五、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十六、毛泽

8月 10日晚七时十五分，到中南诲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 11日、12日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 8月 12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 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新进人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批准了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 612 1966年8月年了。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 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 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数占少数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8月 13日一 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8月 15日阅陈伯达八月十三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

8月 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8月 17日应聂元梓请求，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刊名“新北大”。 8月 18日晨五时，身着军装到天安门出席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 614 1966年8月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 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时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陈云进行简短交谈。还同萧劲光、苏振华〔1〕、李作鹏等人握手、交谈，要他们团结起来，并对李作鹏等人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 ”同薄一波握手时勉励他好好革命。整个活动持续六多个小时。期间， 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群众队伍中同周围的人握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 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 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的提法。此前，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 〔1〕苏振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8月 2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副总统鲁本• 卡曼加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董必武、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不要认为英国是个强大的帝国，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不可轻视小国，小国也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对于非洲国家任何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都是支持的。希望你们好好地搞起来。斗争是会遇到困难的，但是也是能够克服的。 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的。现在我们还有困难，就是帝国主义包围我们，这也没什么，不要怕，最后胜利的绝不会是帝国主义， 而是人民。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 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人民日报》写篇社论，正面劝告工农兵不要干涉。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 22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下旬经毛泽东同意，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1〕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616 1966年8月大）碰头会，吸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党政业务和文化大革命运动〔1〕。碰头会一般由周恩来主持。 8月 25日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由尤素夫•希米德上校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周恩来、 杨成武、彭绍辉〔2〕在座。 在询问坦桑尼亚国内的情况后说：希望你们发展，希望整个非洲人民取得胜利。 8月 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交谈越南战争问题。林彪、周恩来、陶铸、 李先念、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一定会打出一个名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半年我看情况要起变化。一个外国军队，它是侵略者，打到你们国家来，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是要反对的。并且，敌人有很多的困难，不及本地人的地方很多，气候不适应，地形不熟悉，斗志不强，这几条合起来就比不上本地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我们打美国人也是这样，打日本人也是这样，逐步认识，可以打。你们抓住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七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增兵？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 他们是走一步看一步。 工作也要在战争中才能发展，不打仗就不能取得经验。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部队不能天天打仗。 同日阅谢富治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的报告。 报告说：根据今年四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三分之二 〔1〕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基本停止活动。 〔2〕彭绍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8月 28日晨，阅陶铸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批示：“已阅。退陶铸照办。”陶铸在送审报告中说：对当前的运动，需要从正面讲清楚一些政策问题。 《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上午，阅关锋、戚本禹八月二十六日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给江青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 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1〕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报告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 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 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 如剪女青年的辫子等。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 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 〔1〕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618 1966年8月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 同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唐平铸、 《解放军报》 代理总编辑胡痴谈 《人民日报》改版等问题， 陶铸、康生、张平化参加。毛泽东表示同意《人民日报》改为四个版，办四个副刊，个别的时候可以出六个版。并说：有些长文章， 像姚文元的文章，还要登。出四个专刊这件事情，不要搞得太急， 要很好准备，准备好了再出，明年一月出也不晚。《人民日报》的报头原来就是我写的，不要再写了。四个副刊的刊头，可以分别请林彪、 陈伯达、 康生写， 另一个可以集鲁迅的字。 人多一点写好嘛！ 过去《人民日报》十几年不听话，我公开宣布不看《人民日报》。 好的理论文章不登，《光明日报》、《文汇报》去登。 同日听取陶铸、康生、张平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陶铸谈到外地学生来北京的已有十四万人，还有人不断地来时， 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分期分批嘛，带点秋天的衣服。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大学生，理科还要学一点， 文科就不要再学，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学习。谈到学生到各地大串连的问题时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去放毒，都是一样。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 ，哪里没有房子住？房

8月 2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意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 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会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机关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你把它解散也不行， 不要禁止，也不要提倡。军队本身就是红卫兵，不必另搞。 工厂、 农村，让他搞。对学校红卫兵不同的组织派别，不要忙于合。谈到一些干部受冲击问题时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 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8月 30日阅章士钊本日晨来信。信中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情况，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本日，周恩 620 1966年8月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 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 并作三条指示：一、 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1〕 。九月一日，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8月 31日上午，审阅林彪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的送审稿。送审稿中说：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 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 在这段话后，林彪亲笔加写：“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批示：“退林彪同志：这样修改很好。” 同日下午，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佩戴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同参加接见的陈毅谈话时说：陈老总，我保你！并挽着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内部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的 〔1〕这个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以及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部长、 副部长，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9月 1日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长征〔1〕、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贺电说：现在，美国侵略者已陷入了越南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美帝国主义妄图以扩大侵略战争和玩弄“和谈”骗局来挽救它的失败，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国侵略者无法逃脱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随时随地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同日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九月四日，阅周恩来当天送审的三份文件，批示：“照发。”其中一件是中共中央委托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纠纷问题的电报。另两件是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 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 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 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勒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 〔1〕长征，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622 1966年9月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这三个文件均于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下午，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十一日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 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 9月 2日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不准外人进入二机部所属绝密工厂和研究设计单位的通知稿。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 9月 3日阅傅连皡〔1〕八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反映自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的情况，请求给予保护。毛泽东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 似应予以保护。”本日，陶铸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萧华、 刘志坚：“望告总后勤部，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9月初同意李富春的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 9月 5日晨二时，审阅陶铸本日晨一时报送的拟在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文斗，不用武斗》，批示：“即送陶铸同志：此件看过，照发。 ”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 〔1〕傅连暲，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9月 7日阅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九月四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 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在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是方向的错误。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人城保郭影秋〔1〕，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 〔1〕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副校长。

9月 8日阅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批示：“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 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大字报提出八项要求：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 同日审阅周恩来九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批示：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指出：中央局书记和省部一级干部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 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陶铸审批；大军区、 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 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9月 9日阅陈毅本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这份简报登载 626 1966年9月了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份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位坦桑尼亚人对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提出尖锐批评的来信。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 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 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同日晚上，针对贺龙受林彪等诬陷一事，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次日， 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明确表示：谁反对党中央、 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9月 10日自本日起，五次审阅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十日，对一百条标语、口号作了大量删减，批示：“陶铸同志：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十二日， 审阅陶铸重新报送的三十条标语口号后批示：“陶铸同志：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十四日，审阅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的通知稿后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 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十五日，审阅陶铸本日晨二时报送的通知修改稿后批示：“同意。” 后又在陶铸十六日再次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批示：“同意。”这次送审稿中，

9月 11日晨，圈阅陶铸本日晨一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陶铸在送审时附信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主席的批示〔1〕起草的，并经过文化革命小组讨论修改过。”社论于本日发表。 9月 13日晚七时，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卧病三天， 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2〕主持，我不去了。” 9月 14日阅周恩来、陶铸九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稿。周、陶附信说：此件已在今（八） 日上午碰头会上谈过，并作了文字修改，现送上，请予审批。毛泽东批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这个规定于本日发出，共五条。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 “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搞。 同日阅李富春九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稿，批示：“可即发。”通知要求：把《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单位串连，以 〔 1〕 见本卷第 624 页至 625 页 1966年 9月 7日条。 〔 2〕指林彪。 628 1966年9月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抓业务。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共六条。 同日阅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 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根据修改后的检讨提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再次承担责任。 同日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九月十五日接见红卫兵和上天安门城楼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已阅。”名单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高崇民、蔡廷锴、邓子恢、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沈雁冰、李烛尘、许德珩、杨秀峰、张鼎丞、粟裕、萧劲光、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 徐海东等一百七十二人。 9月 15日晨，阅陶铸本日晨零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批示：“照发。”社论指出: 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

9月 1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同日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检讨提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给少奇同志信中提的意见，将少奇同志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少奇同志提出，在他的检讨发言稿上印上毛主席的批示。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前已送上，现再附一份，准备同时印发。毛泽东批示： “退总理照办。小平的，我不看了，待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以后再看。” 9月中旬阅康生九月十六日来信。康生在信中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狱一事〔1〕，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2〕、薄一波等人‘自 〔1〕薄一波等 61人在 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他们履行简单手续后出狱。“文化大革命”中因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8年 12月 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2〕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9月中下旬阅林彪九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中央的批语和总参、总政的报告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 9月 24日阅周恩来本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定的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的电报，同意立即发出。电报说：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二十五日在上海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准备召开的群众大会，应该停止。 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其他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进行组织和维护秩序的工作。这个电报于本日发出。 9月 26日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为转发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得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大革命按 632 1966年9月 “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建议的批语。此件本日发出。 月底审阅陈伯达、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稿使用了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陶铸等认为这个提法太重，建议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表示同意。十月一日，林彪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一日晚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林彪本日上午在国庆讲话中“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改回“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毛泽东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底原则批准关于十月一日上天安门观礼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名单。名单包括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任新民〔1〕、周培源、金善宝、关肇直、陈中伟、陈永康、沈鸿、侯祥麟、顾天训〔2〕等六十余人。 〔1〕王淦昌，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邓稼先，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朱光亚，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任新民，航天技术专家。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 〔2〕金善宝，农学家。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关肇直，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中伟，医学专家。当时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陈永康，农学家。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研究员。沈鸿，机械工程学家。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侯祥麟，石油化工专家。当时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顾天训，建筑工程专家。当时任中国建筑公司六局副总工程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73-3992-5 I．①毛… Ⅱ.①中… Ⅲ①毛泽东（1893〜1976) —年谱-1949〜1976 Ⅳ.①A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944 号 ୍௶či
第五卷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逄先知冯蕙副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责任编辑：杨茂荣孙翊特约编辑：边彦军责任印制：寇炫郑刚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网址：www.zywxpress.com 邮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680 X 960mm 16 开 242. 75 印张 2970 千字 ISBN 978-7-5073-3992-5 定价：390. 00 元（1-6 卷) www.mzdbl.cn 定价：390．00元(1-6卷) ISBN 978—7—5073—3992-5

10月 1日上午十时，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加庆祝活动的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三千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中午十二时，毛泽东接见大庆油田三二一一钻井队的伤员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穿过金水桥，走进群众队伍中， 向大家祝贺国庆节日。整个活动持续六个多小时。 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同日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席地而坐，同群众一起联欢， 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 (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学里有左派， 有右派，有中间派。左派、右派都是少数，最多的是中间派。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 ，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毛泽东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 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 2 1966年10月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 他们就调动工人、 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在城楼上还对李宗仁〔1〕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 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10月 2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十月十日出版的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后， 周恩来〔2〕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 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 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 Counte-revo-lutionary Line (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 “ Anti-revolutionary Line (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 (反动路线）”好。 10月 4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陶铸〔3〕和军队有关负责人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 10月 5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 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 〔1〕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 1月 21日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去美国。 1965年 7月，偕妻子郭德洁从海外回到中国。 〔2〕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3〕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66年底被打倒。1969年 11月 30日在合肥去世。1978年 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10月 7日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委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 “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10月 9日一 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10月 9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 林彪介绍会议议程。 10月 14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政变阴谋败露后， 于 1971年 9月 13日乘飞机出逃， 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 1973年 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4 1966年10月 10月 15日审阅陈伯达〔1〕本日分两次送审的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晚八时半，审阅讲话稿前三部分后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看过， 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讲话稿中说“高干子弟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深夜，审阅送审的讲话稿第四部分后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陈伯达的讲话稿共分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十六日， 陈伯达在会上讲话，这个讲话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 10月 18日中午，乘坐敞篷汽车，沿长安街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历时一个多小时。 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 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10月 22日晨四时，阅邓小平〔1〕十月二十一日送审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 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 我会站起来的。 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 题目上 ‘初步’ 二字可以去掉。” 10月 23日刘少奇 〔2〕 、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10月 24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会开得差不多了，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 〔1〕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打倒。1973年 3月、12月先后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75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 4月受“四人帮”诬陷，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2〕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决议， 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 11月 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1980年 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6 1966年10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1〕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2〕 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 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 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 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 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 Q 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 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 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 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 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 〔1〕指 1966年 8月 13日至 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聂元梓，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1983年 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10月 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2〕挡不住， 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 〔1〕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68年 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 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物理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0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2〕马林科夫，1953年 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至 1953年 9月）、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 2月改任副主席）。1957年 6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撤销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同年 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10月 28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 10月 31日或 11月初阅萧华〔2〕十月三十日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批示：“同意。退林彪。”报告提出：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 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二、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 五、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

11月 3日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从上午十时十分开始，持续七个多小时。 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其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刘少奇交谈时，特意询问王光美〔3〕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1〕见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2〕 萧华， 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 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 7月被打倒。1975年 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3〕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

11月 4日审阅林彪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林彪十一月三日的送审报告说：“主席：您的指示很好， 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的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 毛泽东批示： “同意这样修改。 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请酌定。” 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 “思想意识” 一词，毛泽东审阅时， 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 二字，批注：“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连用。” 毛泽东的修改还有：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 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 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 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 一句。七日，在审阅林彪讲话稿付印前的修改稿后批示：“林彪同志：同意这样修改。在第六页、第十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修改稿第六页说：“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1〕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批注：“去掉十一字有利。” 〔1〕 江青， 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 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11月 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陶铸主持起草、 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 16 1966年11月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 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 11月 10日、11日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十日，从上午十时开始接见，持续六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十一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 乘坐敞篷汽车接见长安街两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1月 12日下午，北京举行一万多人的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出席纪念大会的有： 宋庆龄、 董必武、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谭震林、叶剑英、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 程潜、张治中、 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蔡廷锴、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邓颖超、廖承志、许广平、李宗仁、邵力子、章士钊等。 11月 14日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议肯定了制造 “安亭事件”的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1〕，并要陈伯达起 〔1〕1966年 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没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11月 10日，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去北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上海铁路局下令停车， 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 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1 个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 中央确定的原则是不向“工总司”妥协，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发表言论，表示支持 “工总司”， 说“工总司”可以存在下去。这个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11月 15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文化大革命中档案资料的处理问题。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研究修改《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由周恩来将规定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当晚十二时，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规定于当天发出。 11月 16日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草案）》，批示：“退总理照办。”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 11月 1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经济发展部部长伊斯梅尔•杜尔率领的几内亚经济代表团，陈毅在座。谈到几内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做得很好嘛，对世界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对非洲有很大的影响。你们敢于跟帝国主义大国对抗，取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美国独立的时候没有你们那么多人，它只有三百万人口。他们三百万人口敢于跟英国对立，打了八年仗，把英国人赶走了。关于美国独立时期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你们的人口有四百多万，超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所以不要把你们小看了。谈到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当危险的。 18 1966年11月这次是不是能够搞得好，也还要看。总是有所触动，触动到什么程度，那倒不一定。可能隔几年以后， 还要来一次运动。 要想在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把所有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恐怕比较难。 11月 17日一 21日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简称“十二条”。 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随后由谷牧〔1〕主持起草了一个修改稿《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其中说：“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规定: 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 只能有步骤分批分期地搞文化大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 11月 20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重要通告》。 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毛泽东曾指示陈伯达约王力、 关锋〔2〕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 〔1〕谷牧，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3年 3月、5月先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 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2〕王力，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 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 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停职审查，1968年 1月被关押，后被开除党籍。

11月 22日听取周恩来、李富春〔1〕汇报《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起草情况和内容。毛泽东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改好后， 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在十二月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去掉“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 11月 25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华东局、 浙江省委发电报，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 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立即退出。 其他地方如发生类似问题，请照此办理。 11月 25日、26日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五十万人。二十五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持续四小时。二十六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篷汽车，接见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以西大道两旁，以及在西郊机场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11月下旬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准备在即将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稿。在江青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稿上批示：“改了一点，供小组〔2〕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文中加写了一段话：“事实上，多少年以来，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 〔1〕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 4月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指中央文革小组。 20 1966年11月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二十八日晨一时，在江青二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批示：“又有点修改，似较妥当些。” 主要修改是在稿中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处，加写一段话：“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 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 也同样犯了错误。 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 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还把稿中“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语，改为“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 30日周恩来对以西安交大为首的红卫兵要求派学生代表列席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事作出批示：“主席确实说过，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参加党的三级干部会。”

12月 2日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批示： “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通知对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毛泽东审阅时，删去稿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补充通知于本日发出。 12月 3日审阅新华社新闻稿《首都革命文艺大军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十二月二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七、九、 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

12月 4日一 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听取谷牧关于《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稿修改情况的汇报。会上，林彪等人批判并否定了这个规定稿。 12月 9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讨论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称 “工业十条”。文件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规定草案于十二月十日发出。 12月 15日阅周恩来十二月十三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 “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

12月 16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再版前言。其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桿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2月 2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康生、伍修权〔1〕在座。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2〕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12月 25日阅关锋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江青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 毛泽东批示：“关锋同志：都不要引用。” 12月 26日七十三岁生日。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 〔1〕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至1968年 4月）。1975年 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赫鲁晓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 10月被撤销职务。 24 1966年12月海游泳池住处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1〕、王力、关锋、 戚本禹〔2〕、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 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 〔1〕张春桥，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7年 2月、5月又先后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 。

12月 28日阅中共黑龙江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认为街道运动的重点，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不能算作当权派。在运动中，应该依靠工人、 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以上请酌办。”本日，中共中央复电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意按黑龙江省委的意见去做。 同日阅傅连璋〔1〕十二月十二日来信。信中说：主席这一次又救了我〔2〕，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您！自从对我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都一律取消了，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就连我在政协常委的待遇也取消了。应如何安排？请主席考虑！毛泽东批示：“傅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对自己的一 〔1〕傅连唓，原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 3月 29日去世。 〔2〕毛泽东 1966年 9月 3日曾在傅连皞 8月 28日来信上批示，对傅连皞应予保护。

12月 29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 “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2月 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制止大搞“红海洋”〔1〕的通知》。 12月 31日周恩来在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2〕等谈话时说：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 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1〕指当时城市中有些党政军机关部门，借口 “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 用红色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涂成全红色。 〔2〕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后任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 11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1983年 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28

1966年4月 577 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1〕作报告，最后定案。”上午九时批示：“恩来、小平、 彭真同志：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毛泽东前后修改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 在通知稿的“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 加写：“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二）在通知稿的“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之后，加写：“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义，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三）在通知稿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之后，加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 〔1〕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578 1966年4月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 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四） 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 立也就在其中了。”（五）在通知稿的“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之后，加写：“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 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六）在通知稿的“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 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之后，加写：“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 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 刊物、 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

1966年10月 9 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 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个问题，我也有责任。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1〕 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姚文元 〔2〕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 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 〔1〕吴晗，历史学家。原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 10月被迫害致死。 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吴晗平反。 〔2〕 姚文元， 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 2月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0年 3月任第一副主任）。1968年 8月又任红旗杂志社负责人。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 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 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 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姚文元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年。 10 1966年10月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 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 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 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 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 中间，五月十六日， 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 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 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 “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 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

1966年12月 21 毛泽东审阅时， 删去了这三处所点的一些人的名字，包括： 彭真、 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 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1〕。这篇新 〔1〕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首要成员，后被关押。1979年 2月中共中央为彭真平反。刘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 10月 26日去世。1979年 1月中共北京市委为刘仁平反。郑天翔，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邓拓，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受迫害。1966年 5月 17日去世。

1966年 5月又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 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其他职务，被关押。1973年解除监禁。1975年 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